第四十三期：纪要||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

主讲人熊昭明在开讲前，对贵州省博物馆“贵博讲坛”的邀请和前来聆听本次讲座的各位观众表示感谢！今天能来到业内著名的“贵博讲坛”，很荣幸。

熊昭明强调，博物馆研究要为博物馆服务。研究是最基础的工作，保管、陈列、宣教，乃至文创都需要研究文物。

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在座观众很多对合浦很熟悉，在去北海的路上，古代合浦港并不在海边，而是内河港口，是汉代主要对外交流港口。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指古代中国与海外国家、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及文化交流。

汉代的海外交通有东洋航路和南洋航路。东海航路上，多有迁徙、战争或朝贡等记载，说明了汉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交往。但缺乏连贯性，经行路线也不固定，更无明确的贸易意愿和商品交换种类，应归入考古学文化传播范畴。

根据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基于各国的官方保障，因此起始时间为西汉武帝年间。标志事件是汉王朝正式开通的南洋航路，亦即通常所称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汉书》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谴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景佑、殿本都作‘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通过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有相对固定的航线。从合浦郡的徐闻、合浦港出发，往东南亚、南亚的路线。沿岸经由马来半岛，抵达印度和斯里兰卡。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由属于“黄门” 的“译长” 率领，也有“应募者”参加。商贸活动为主。是“黄金、杂缯”与“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之间易货贸易。和平之路。虽存“利交易，剽杀人”，但不使用战争、掠夺等手段，沿途还有“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路途艰险漫长。“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是官方出使路线，不包括更早的、更广泛的民间接力式贸易。

丝绸之路主要有陆上丝绸之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在汉代的对外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往学术界多关注陆上丝绸之路。作为正史记载的第一条官方海上贸易航线，尽管其规模有限，不及陆丝的“使者相望于道”、“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但以历史眼光审视，它对汉代及其后中西海路贸易、文化交流的影响与发展，作用不容低估。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均是连接汉王朝与罗马、连接东方与西方的主要通道，可谓殊途同归，它们共同构成汉王朝一南一北、一陆一海的对外交往格局。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也很密切。三国时期鱼豢所著的《魏略·西戎传》曰：“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这里的水道即红河，这一路线又称为“蜀交趾道”。西南地区通过“蜀交趾道”参与海外贸易。考古证据表明，两路沿线地区交流密切，如个旧黑蚂井和合浦汉墓出土文物有较多相似。因此，不管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上丝绸之路，亦或是西南丝绸之路，都非截然分开，共同构成了汉代中西贸易交往的网络，均具重要的历史意义。

“东吴以前，盖俱以徐闻、合浦、日南为南海市舶要冲路，晋以后，始以广州为交通海上诸番之主港也”。宋末至元代，泉州又超越广州，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这一航线的延伸和发展，海路贸易的持续扩大和不断繁荣，其历史基础正是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二、域外贸易：来自合浦汉墓的物证

1958年开始发掘合浦汉墓，目前为止发掘了1200余座汉墓，据考古工作者估算，合浦汉墓总数上万座，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大型汉墓群之一，以下介绍60余年来合浦汉墓发掘出来的相关文物。

汉朝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输出黄金杂缯。公元前后的对外贸易，黄金普遍作为货币流通。公元一、二世纪的一部泰米尔作品写道：“雅瓦讷（希腊人）的大船带着黄金而来，满载辣椒而去。”而汉王朝，西汉中叶开始使用和流通金饼。合浦发现金饼，可作交易的大额货币，方便远程携带，或是记载所指“黄金”之属。其重量均为250克左右，约合汉代一斤。

1971年望牛岭M1出土金饼，重247—249克，直径6.3—6.5cm。

“杂缯”是各类丝织品的总称。丝织品属有机质，易朽，故在合浦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掘中，鲜见踪迹。合浦风门岭26号墓见少许麻织品，虽不属“杂缯”之列，但体现了较高的纺织水平。与合浦相邻的的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有平纹的绢和纱衣料，十分精致。2001年，在航线另一端斯里兰卡的Delivala Stupa遗址中，发现一块中国丝绸，用来包裹铜舍利塔，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增添了新的物证。最近合浦在发掘一座大型墓葬，有望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进开展联合研究，通过酶联免疫法来确认丝绸的存在。

而输入的物品则包括璧流离（玻璃）、石榴子石、肉红石髓等。玻璃主要有装饰品和器皿两类，以装饰品类为大宗，单座墓葬出土串珠往往达数百到数千颗，其他还有管形饰、耳珰、环、壁、剑扣等。器皿类较少，仅见杯和盘两种。属丧葬用品的鼻塞以及作镶嵌之用的小圆片，也偶有发现。玻璃是一种人工的非晶态固体材料，其主要化学成分、特征微量元素等可以通过科技手段进行分析和检测。据测试分析结果，合浦出土玻璃器的成分有多个体系，除钾玻璃外，还有中国自产的铅钡玻璃、铅玻璃和西方的钠钙玻璃。钾玻璃占七成以上，主要在当地自制，也有部分属中等钙铝和低铝的类型，来自东南亚和印度等地。广西考古所收藏的敞口斜腹玻璃碗，在与国外博物馆藏品对比研究，并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后，确认其为钠钙玻璃，钠钙玻璃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埃及，即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其应当是通过印度转口贸易流入合浦的。合浦很多玻璃器的器型与当时印度、东南亚相同，也有中国传统的如胜形器。从胜形器的化学成分来看，可能是进口原材料到本地加工的。

1987年文昌塔M70出土玻璃杯。钾玻璃，中等钙铝，判断来自印度。

2003年风门岭M26出土六棱柱饰，中等钙铝钾玻璃，较低的铷/锶比例，判断来自印度。

石榴子石有圆形、双棱锥形和系领珠以及狮形饰件，紫红色。上述器形在印度阿里卡梅度等遗址多有发现。在汉代及更早时期，印度、斯里兰卡是石榴子石出产和加工的主要地区。经检测，合浦出土石榴子石为铁铝榴石，与印度的类型相同。应是通过海路从印度一带传入的典型器物。

1977年氮肥厂M1出土石榴子石串饰

合浦汉墓出土肉红石髓串饰有榄形、圆形、扁圆形、双锥形、系领形、瓜形、葫芦形、动物形和耳珰等。动物形状有狮子、鸽、虎和鹅。部分肉红石髓珠是当地人掌握其加工技术后，通过加热，使其色泽均匀通透。

1972年堂排M2出土动物串饰。共11枚，其中鹅为5枚，虎6枚。

合浦汉墓出土的玛瑙多为缟玛瑙，纹理自然流畅，散发玻璃和油质光泽。偶见黑褐色类型。

玛瑙

蚀刻石髓珠是铁器时代南亚和东南亚交流的代表性器物之一，这些从南亚输入的蚀刻石髓珠在东南亚被广泛交换，进而传入合浦等地，不排除从印度输入的技术和原材料，在东南亚当地制作的可能性。

蚀刻石髓珠

合浦汉墓出土水晶有白水晶、紫水晶、茶晶和黄水晶，以白水晶居多，有管形、圆形、六方形、系领形和多面体等，仔细看的话，没有两颗是完全一样的，属于纯手工加工。印度南部德干高原是紫水晶的主要产地，也是宝石加工的中心，其东部的阿里卡梅度遗址出土大量水晶、紫水晶等珠饰。

 紫水晶

在古印度佛陀时期，绿柱石是一种流行的奢侈宝石，其中最高级的绿柱石是祖母绿，在bhattiprolu与毗普拉哈瓦孔雀王朝时期的舍利塔中有出土。这种宝石在古罗马时期的需求量很大，普林尼在1世纪的《自然史》中记述，最好的绿柱石绝大多数来自印度。现在越南北部也有绿柱石矿，但当时并没有开采，所以合浦所出应当也是由印度传入。

我国古代的琥珀原料绝大多数来自波罗的海和缅甸，在当时很贵重。合浦琥珀出土时多呈半透明的暗红色，出土后氧化颜色变黑，其质地致密，内少丝状碎裂纹，与缅甸出产琥珀最为接近，而与波罗的海琥珀不同。刻有汉字的印章，应是从缅甸进口材料加工。

金饰品中的十二面金珠，属于典型的希腊金工传统，也是通过海路到印度、东南亚、中国南方，最北陆路到长沙、海路到江苏一带。其金含量约80%，与汉代本土生产的金含量相比要低一些。有一枚十二面金珠，每面有一凹窝，可能原本镶嵌珍珠。

1993年北插江盐堆M4出土金饰

中国使用绿松石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宿白先生曾言，“一般的绿松石，湖北郧县一带也出产，但漂亮的纯碧绿的高级的绿松石，产地以葱岭西的乌兹别克撒马尔干附近、阿富汗和伊朗东北部，特别是伊朗北部的最出名。”所以说，合浦汉墓出土的动物造型绿松石，很有可能是海外输入的物品，今后需要通过同位素分析等手段，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判断。

汉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奇石异物，其中香料应属此类。熏炉最早出现在南方，而后逐渐北传。合浦汉墓出土熏炉54件，其中陶质33件，铜质21件，多集中在西汉晚期。风门岭M24B出土的陶熏炉，内有炭条；堂排M2B的铜熏炉，“出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汉时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州等地以及波斯都盛产龙脑香，可能已辗转输入中国。

合浦汉墓出土的波斯陶壶，学界普遍认为其产自帕提亚王朝的一个地区，即今伊拉克南部，伊朗西南部地区。出土时为碎片，其釉与汉代中国的铅釉不同，是钙釉，造型也不同于汉代典型陶器。通过研究，发现其为舶来品，因为其为低温釉，很易碎，印度、斯里兰卡发现有大量这种碎片，但无法拼合。合浦汉墓出土这件基本拼合，十分珍贵。伊拉克塞留西亚遗址出土有一个器型相似的陶罐，现藏于叙利亚国家博物馆。

2008年寮尾M13B出土波斯陶壶  伊拉克塞琉西亚遗址出土波斯陶壶

合浦汉墓出土的铜钹，此造型器物现仅出土一件，故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学术价值很大。

除了易朽的丝织品和珍珠，从汉王朝使团带去黄金，再到东南亚、南亚国家输入的各类珠饰，又再到或经由南亚和东南亚，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间接贸易输入的罗马玻璃珠、玻璃碗、波斯陶壶和铜钹等，我们通过对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使得这2000多年前正式开通的远洋贸易航线不断清晰和丰满，并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同。

三、所反映的文化交流与科技传播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从事商品贸易，也是文化交流和传播之路，一些域外的文化因素，经过模仿改造，植入到本土文化中，这一点在合浦汉墓及其出土文物中也有较充分的体现。

胡人俑，堂排1号墓出土，浅黄色软陶，左手、左耳、足部和鼻梁残缺，残高28.2厘米，其手持印度风格的竖琴。寮尾13B号墓出土，灰色硬陶，通高20厘米。

堂排1号墓出土胡人俑                 寮尾13B号墓出土胡人俑

羽人座铜灯，九只岭M6a出土，东汉晚期。与其他地区双翼飘出的类型不同，翅膀飘逸，耳朵较大，且双手似持有乐器。汉代羽人所隐寓的文化极为复杂和多元，但明显透露出中西亚有翼神兽的痕迹。

九只岭M6a出土羽人座铜灯         九只岭M6a出土羽人座铜灯（背部局部）

迭涩穹窿顶，1987年发掘的文昌塔36号墓。迭涩穹窿顶下方上圆，在底部正方形的四角出挑数皮砖，形成弧面，再以砖层层出跳的方式成顶。迭涩穹窿顶主要见之于岭南。与洛阳烧沟等地汉墓“四面合顶”的结砌手法不同，而与中亚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系统同类结构相似。

1987年文昌塔36号墓

海上丝绸之路的科技传播，广西汉代虽地处边陲，一般文化科学技术都落后于中原地区，唯独玻璃容器的制作水平高于中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海上丝绸之路所进行的早期贸易，对广西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玻璃器和玻璃原料的贸易有重要影响，除直接输入印度、东南亚所产的钾玻璃器外，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对外来玻璃制作技术的吸收和发展，形成本地生产的钾玻璃体系。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主要是佛教的传播。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学者伯希和就佛教的传入，直言“当纪元一世纪时，云南及缅甸之通道，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经也”，且“南方教派成立之时，或在北方教派之前。” 但反对者也众，甚至早期佛教的南传系统的概念不能成立。在合浦汉至三国墓中，出土的陶钵生莲花器、铜钹和“极有可能是早期佛教图像”狮形饰件，以及可能源自佛家礼仪之焚香习俗的熏炉等，都是佛教海路传入的重要物证。钵生莲花器东汉晚期出现，盛行于三国一代，且目前发现仅限于合浦一地，共13件，除1件为东汉晚期外，其余均属三国时期，其出现时间与交州一带盛行佛教的时间吻合。

钵生莲花器

输入商品首为“明珠”，亦即珍珠。印度南部沿海、斯里兰卡西部马纳尔湾、波斯湾的巴林一带，盛产珍珠并较早用于贸易。巴林至少3次出土珍珠，最早是在距麦纳麦西10公里的萨尔（Saar），年代为迪尔蒙时代早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1700年）。合浦汉墓尚未发现珍珠残存，但从记载来看，合浦的采珠业应在当地设郡县后出现，西汉晚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至东汉中晚期，合浦的采珠业达到顶峰，以至于“海出珠宝，而郡不产谷实”。而在合浦采珠业兴起之前，汉王朝权贵阶层对珍珠的需求，相当部分应是通过海上贸易而获得。可以说，汉代合浦采珠业是海上丝绸之路带动起来的新兴产业。

四、研究合浦汉墓的现实意义

1. 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通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文化景观，改善合浦的居住和投资环境，使之惠及遗产地居民；挖掘合浦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旅游品牌线路等，促进地方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2. 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

凝练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充分阐述其跨国界和跨地区的交流与多维对话，为“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3.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须把握全局，注重每个国家的文化特点与差异，找到真正贴合实际的、为沿线各国所认可所包容的文化交流切入点。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以及其反映出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平交往，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问答：

问： 如何看待文献记载中对蜀交趾道和狮子传入中国的描述？

答： 汉代南蛮之地，文献记载很少文献缺乏，更需要考古学的实证材料，如狮子造型饰件的陆路、水路来源，学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问：贵州安顺出土的汉代珠饰和广西合浦出土的汉代珠饰具有相似性，请问其中的文化交流。

答：贵州安顺出土的珠饰，可能通过蜀交趾道，从交趾沿红河经云南输入。汉代合浦与安顺之间，既可以通过交趾发生联系，也可以通过西江进行联系。

问：汉代狮形饰的内涵是什么？

答：东南亚有学者把狮形饰归入吉祥珠一类，也可能与宗教等有关，汉地狮子造型与印度不同，其源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问：铜钹属于打击乐器，需要碰奏，请问合浦汉墓中出土有其他乐器吗？

答：补充一下，这个铜钹与波斯陶壶一并出土，其材质为砷铜，与中原的青铜不同，故认为其可能从西亚输入。其他乐器很少，钟铙之类基本不见。当地零星发现铜鼓，但年代很晚，晚至南朝时期。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主讲人审阅）

总结

李飞馆长指出，本次讲座安排在工作日，很高兴能有不少馆外听众前来参与。熊馆长在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研究方面有深厚的功底。我们要把贵州本土的叙事与国家叙事结合起来，对贵州文物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贵州，而要放眼全国，乃至放眼全球。本讲座内涵非常丰富。今天特别感谢熊馆长通过合浦汉墓出土器物讲述汉代中国与南亚、西亚的交流，是文化的交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视野要非常开阔，以前我们做琥珀展，对馆藏琥珀进行过梳理，但还有很多馆藏文物的价值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目前的考古学研究，有很多类型学还无法解决的问题，要通过科技考古的方法来解决，这一方面，需要我们今后对馆藏器物进行成分分析。我曾经在务川发掘汉墓，出土有大量的朱砂，做硫同位素分析，发现与务川汞矿成分一致，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务川在西汉早期就开始了汞矿的开采。

李甫副馆长指出，贵州省博物馆的职工要从馆藏文物研究开始，下一步博物馆职工要发挥专业特长，从馆藏文物研究做起。馆长、专家进展厅讲解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大家克服困难。最后，对熊馆长的讲座表示热烈感谢。

                                                  （文字：袁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