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期：纪要||彭学斌：《史记》与大西南青铜文化 ——从《王的盛宴》展览说起

一、概览

陈顺祥馆长主持：

今天，我们要从西南的角度结合《王的盛宴》展览，进行青铜文化的讲座。《王的盛宴》从1月23日开幕后，参观展览的各界观众，对本展览给予了高度肯定。今天我们把这个展览从从始至今策展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彭学斌老师请来主讲《史记》与大西南青铜文化，彭学斌博士长期进行考古和西南历史地理方面研究，我相信通过本次讲座，我们可以知道西南青铜文明，并了解这个展览的策展过程。

二、讲演

彭学斌主讲：

我结合展览的内容讲文物与文献如何融合对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盛筵》展在开幕前培训时，讲解人员必须要看《史记·西南夷列传》。我首先讲一下司马迁其人与《史记》其书。

司马迁（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有130篇（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52万余字。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被鲁迅先生称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开创了一个当代史官记录当代事的先例，司马迁亲眼所见，相对来说真实性方面很正确，但也存在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是否能客观的评价当权统治者。这一点上，司马迁基本做到了，但也为此受到打击。从此以后，就有了当朝的史官不写当朝史的传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客观现象，这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个当朝人记载当朝史的正史。

司马迁是否来过西南地区，这对本展览很重要，《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公元前111年）”至于司马迁是否来过夜郎，没有记载，但我估计还是来过的，《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3年，距司马迁实地考察西南有20年的时间差。《史记·西南夷列传》短短1000余字主要表述的内容有四点：一是记载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许多国族地理位置和风俗民情；二是叙述了汉朝的边疆政策以及抚定“西南夷”的史实；三是描绘了夜郎、滇等先后归附汉王朝，变国为郡，设官置吏的过程；四是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最终将形成一个和睦的多民族国家的必然趋势。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讲，西南是广袤的大西南。长江三峡、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岭南地区，都是大西南不同的文化景观。古代文化的产生受自然的影响严重，不同的自然环境产生不同的文化。为何我们展览包含广西而排除西藏？的确，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是我们西南博物馆联盟的成员，但西藏有青铜文化，却没有青铜器，其馆藏青铜器不能支撑青藏高原的青铜文化展示，再加上《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没有西藏的相关记载，所以忍痛舍去西藏的青铜文化。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同样也属于我们西南博物馆联盟的成员，加上《史记·西南夷列传》提到了广西的百越文化，所以广西进入了我们《王的盛宴》展览，故而我们使用了 “大西南”这样的一个笼统概念来概括我们所展示的青铜文明。 

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巴文化、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 骆越文化在中华文明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成语“夜郎自大”，所以对普通人来说，这些文化中最熟悉的是夜郎文化。除了青铜器外，本展览还使用很多人文景观展现这一时期的文明，比如都江堰、灵渠、花山岩画。其中都江堰让巴蜀变为天府之国，灵渠沟通了两大水系，对于中国南部边疆的巩固起到很大作用。花山岩画是世界文化遗产，反映了那个时代生活、祭祀的面貌。这是大西南青铜文化的另一个面貌。 

一篇文献引出一个展览，一个展览将不同文化定格在同一画面。一个较小的视角有利于观众深入观察文化面貌，在一个1000多平方的展厅内做一个面面俱到的展示是容纳不下的，所以我们只能选一个视角，由此，我们选用《王的盛宴》为视角，这样有两个限制，一是王一级最高等级的墓葬，二是与宴享、礼乐有关的文物。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生产工具、兵器等展出，展览就会显得比较乱，很难显示出一个歌舞升平的场景。

我们对“王”（君长）的认定，依靠的是典型遗址、墓葬材料，这包含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新都马家墓地来认定古蜀帝王三世系；重庆涪陵小田溪来认定巴王或高等级贵族墓，展览中巴文化俎豆夹等高等级青铜器都由此墓葬出土；云南昆明石寨山因出土滇王金印故明确其为滇文化；贵州赫章可乐是目前还有疑团的，至于其是否是夜郎文化，还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广西贵港罗泊湾1号墓，学者们认为其为西瓯君或郁林郡郡守。

著名的考古学者张光直说过，青铜礼器、容器一定和身份高贵的人相结合，显示身份等级的高贵。四川的一个学者，就赫章可乐的材料分析提出，贵州凡是在一个坝子上出土青铜容器的墓地，十有八九是一个“君长”级的人物。

而文献对西南地区“王”（君长）的认定，《史记·西南夷列传》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 ，冉、駹最大……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 西南包括南越对自己的认知，南越王自称皇帝，汉朝派使者责备，南越王给汉王朝回信，此回信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言，南越王赵佗上书汉文帝，自称“蛮夷大长”；曰：“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由此说明西南地区的君长对“王”的认知并没有太过严格。西南地区对王的认识，在汉代文献中不见，但《明史·刘显传》中言：广西十万大山中，“得（铜）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由此可见，西南地区自古以来相较于中原，称“王”就随意的多。回到展览，我们展览对王的认识，不是中原那种有九鼎八簋才叫王，也同样随意的多。

为何司马迁要把西南这些文化称为“西南夷”呢？对蛮夷的认定，缘自司马迁眼中的华、夷之别。一是地缘的关系，华居住在中原，蛮夷居住在边缘。从文化角度来说，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吕氏春秋·为欲篇》：“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二是基于文物的认识，对于“知书达礼”这个成语的新解。上古个人文明的标志——六艺：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 御（驾车）、书（识字）、数（计算）。在我们展览中，“书”和“礼”体现的很明显，为何司马迁没有把巴蜀放在西南夷之中，因为“巴蜀图语”、“王”字铜钲这些有“书”，而錞于、编钟、钲这些巴蜀基本乐器又与中原特征相近。

而夜郎、滇、骆越文化基本乐器——铜鼓、羊角钮钟，对司马迁来说是一种陌生的异域文化，所以司马迁将其定为西南夷文化，我个人认为这属于铜鼓文化圈的范畴，虽说地缘上很接近，但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差别，这影响了司马迁文化观的判别。 

四川新都马家墓地出土的战国铜鼎一套（五件），因为参加国博的“古蜀华章”展览，所以很遗憾的没能来《王的盛宴》展，为何我在本展览中看重这五件鼎，因为这五件鼎是蜀王的标配，这是最明显的证据，说明马家墓地是蜀王墓地。

《史记·孝武本纪》言：“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而重庆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战国青铜俎豆夹组合（11件）中一俎八豆的配置，恰恰和蜀国五鼎的制度相同，都相当于中原大夫一级的礼乐制度。

在《王的盛宴》展中，不仅是精美的文物有故事，而是普通的文物也有故事。我们展览的文物不是一个时期的东西，因为展览表达的是融入中原文化之前的过程，而不是融入中原文化之后的状态。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所以我选择了两件蒜头壶，表明秦文化在巴地的存在，而图版中节选的“《华阳国志》片段”则从巴国的角度讲述秦灭巴蜀。

从礼器角度，夜郎、句町（百越）一器多用，如铜釜本身只是食器，但用在墓葬中套头后就变为礼器。赫章可乐和西林普驮仅据500多公里，但贵州赫章可乐出土的鼓形铜釜与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出土的翔鹭纹铜鼓表现的葬俗完全不同，说明文化不同。由此可见西南地区随山川河流的阻隔，在较小的区域内，文化面貌差异很大。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巴蜀地区，中原文化的祭祀要求非常严格，俎豆的排列顺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而我们看房屋模型扣饰所表现的滇国祭祀，需要注意扣饰不只是用在皮带上，箱子上也可以使用。此扣饰表现滇国祭祀的场景，最中间人物要么是祖像，要么是主祭者。从此场景，可以看出是很欢快、很无拘无束的祭祀场景，和中原祭祀文化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和中原礼乐标准不同的礼乐标识，由此可见，西南夷文化与中原、巴蜀文化不同。

更需要指出的是，财富并不是华夷之别的重要标准，以滇文化为例，云南省博物馆收藏滇文化文物7000多件，《史记·西南夷列传》：“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但滇文化依旧被司马迁归于蛮夷。 

三星堆文化展现的是神权社会，与我们《王的盛宴》展所要展现的君权社会不同。而金沙文化展现的是从神权转变为君权的一个过程，但金沙的器型比较小，观众不容易注意。我个人认为金沙文化比三星堆文化发达。从出土器物的体量、类型来看，三星堆文化比金沙文化发达，所以三星堆文化经常出国展览。但从普通墓地进行发掘的来看，金沙时期的遗址要比三星堆遗址发达的多，一是普通聚落、二是陶器、三是文化辐射范围，金沙文化都要比三星堆文化发达得多。三星堆时期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金沙时期财富则分散于一般民众之间。

开明王蜀，礼乐尚楚。学界对西周到春秋早期的蜀文化缺乏认识，存在断层。扬雄《蜀王本纪》言，“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因为开明是楚人，所以这一时期的蜀文化具有浓厚的楚文化特点。但在司马迁眼中，这属于中原文化的特点。如竹瓦街窖藏时代从商代到西周时期，因为蜀王曾跟随周武王伐商纣，受周武王封赏青铜器，认识到中原礼乐文化，所以开始了仿制。

巴都滨江，俎豆用享。首先，巴文化也和楚文化非常接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言，“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巴国的都城进行过迁徙，从汉水流域迁都到重庆。如虎纽錞于、俎豆夹、错银铜盉、鸟型尊这些都是仿照中原样式，但有自己的特色，整体体现了巴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改装和再造， 

滇王受印，笙歌宴舞。《史记·西南夷列传》言，“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 司马贞《史记索隐》言，“西南外徼，庄蹻首通。”由此说明楚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滇文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使用青铜器，二是地域装饰符号，三是文化来源有可能是草原斯基泰文明还是印度文明，这在学界还是比较迷茫的，我个人对草原斯基泰文明的影响表示怀疑，我个人认为滇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夜郎探秘，釜踪鼓迹。夜郎文化，我用谜团来形容，夜郎文化中存在一个“竹王传说”的祖源神话，就人类学一般规律而言，祖源传说和英雄结合情况在春秋之后，夜郎竹王传说时代也应当在春秋以后，《后汉书》言，“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dùn]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 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

百越之属，和鸣钟鼓。百越文化我用“精细”来形容，其青铜器材质非常好，铜制发黄，这可能是铸造工艺和埋葬环境上有差别，而且物勒其重。《汉书·地理志》：“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其中包括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众多越族支系。 

前面我们讲的是本展览展现的西南各青铜文化的个性，接下来讲各文化的共性。共性一是鸟崇拜，太阳神鸟、石寨山型铜鼓这些都是十二星芒，铜鼓上四只鸟逆向飞行。当时西南地区森林覆盖率90%，生态环境好，所以对鸟的崇拜是自然而然的。共性二是渔猎经济，在西南地区，据考古证据来看，明代以前渔猎经济为主，其传承时间非常长。在虎纽錞于体现了天地生人和谐共处的理念。贮贝器上反映了狩猎场景。《史记》言，“（西南夷）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言，“廪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之。”共性三是山地炊器，西南地区的炊器基本上都是圜底的，这适应山地环境。而贵州赫章可乐出土的三足鎏金铜鍪很少，其墓主地位一定很高。共性四是干栏式建筑，西南地区居住文化一直没有太大变化，此建筑风格一直流行至当代。 

汉武帝的功业。刘彻（前156年－前87年），西汉第七位皇帝，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 其功绩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是加强集权（颁布推恩令）；二是巩固边疆（击溃匈奴、开拓西域、征服 朝鲜、开拓闽越、开拓西南）；三是经济改革（改革币制、盐铁官营）；四是思想统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是外交开放（沟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西南交通讲到三点，一是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二是（唐蒙进言）：“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三是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

贵州赫章出土“武阳传舍”铁炉是汉武帝开通西南夷道路的典型代表，武阳（金四川眉山）与赫章可乐在汉代均属于犍为郡，武阳有铁官铸造铁器，汉王朝发巴蜀数万人修建五尺道。所以在《王的盛宴》展中把“武阳传舍”铁炉放在最后一个单元，表现汉代对西南交通的开拓。而最后一单元从船棺到铜车马，一方面表现了生活品质的提升，从王一级的人物才能使用大型舟型棺到汉代时一般人即可使用铜车马这样的青铜器，另一方面表现了交通方式的进步，从水路舟楫到陆路车马。 

《史记·西南夷列传》言，“（张）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 ，有利无害。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是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由此可见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对南方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同样也对西南内部交通起了很大的作用。 

盛筵必散，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言，“胜地无常，盛筵难再； 兰亭已矣，梓泽丘墟。”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必纠结于西南青铜文化的存留与否，而要关注文化的进步，一些历史需要我们传承，也有一些历史只需要我们感怀即可。

三、交流

陈顺祥馆长总结：

一个展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背后包含了很多的内涵，我听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场景，夜郎王邀请周边蜀王、巴王、滇王、百越王参加宴席，各王来了欢歌燕舞，构成了西南各青铜文化，此后汉武帝来了，又代表了文化一统。

回到展览本身，其实我们这次的展览还有很多可以纳入，如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等。现在我们的研究在进步，视野在开阔。视野有多大，决定了我们的成就有多大。最后，预祝《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展申报全国十大精品展马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