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期：纪要丨厐思纯：“六千举人七百进士”文化解读

贵州的教育，洪亮吉走遍了黔中的山山水水，视察了各地的教育状况。乾隆六十年(1795年)，贵州乙卯科乡试揭晓，洪亮吉获悉贵阳贵山书院生徒中举27人的喜讯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即兴赋五百字长诗以贺。其中有这么四句，可见其对贵州人才勃兴的喜悦及期望。前二句是：“贵山储人才，两岁隽及册。”意即贵山书院甲乙两科生徒中举40人。另外两句是：“谁云鬼方恶，直欲胜宣歙。”其意是，贵州的人才兴起，将会赶超安徽的文化名城宣州(以产宣纸闻名)、歙县(徽州所属，以产墨闻名)。

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在全国大兴官学的政策推动下，贵州的各级官吏大多克尽职守去完成这项工作，兼之自康乾盛世后贵州各地的经济日益发展，书院、义学、私塾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据民国《贵州通志· 书院表》所载，清代贵州共有140所书院，较之南宋的一所和明代的21所，简直是天渊之别，无法比拟。著名的书院有：贵阳的贵山书院、正习书院、正本书院，遵义的湘川书院，安顺的维风书院，都匀的南皋书院，镇远的舞阳书院，福泉的墨香书院等。它们对贵州的教育起飞贡献甚大。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中央政府下令在全国兴办义学。贵州“改土归流”后，义学大多办在少数民族地区，使之习俗“同于中国”。据民国《贵州通志·义学表》所载，贵州各府、州、县共有义学301所。另外，贵州民间办有大量私塾，对启蒙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遵义府学、书院、义学、私塾林立。道光年间，遵义已出现了“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童塾声”的景象。教育之盛行如此，无疑对作养人才奠定了基础。

吴楚秀良之族

“天下之山聚于黔，其山磊落峻拔，雄直清刚之气，一钟而为巨人。” 这是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在《黔书》中对贵州地理环境与人格特质所言的精辟之语。

据史册所载，清代道光年间，贵州巡抚入京述职，皇帝向他问及贵州的情况及人物特质曾有是言：

 “贵阳于四封无所介，俗何如?”

乔用迁回答道：“是亦多侨籍，合吴楚之秀良聚族于斯土地，其民华。”

道光帝于是告诫曰，“趋于华也易，返于朴也难。朴，惟恐其陋也；华，尤恐其伪也。”

从乔用迁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贵州的移民大都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秀良之族”，他们文化素质较高，掌握先进农耕技术，深谙从商之道。我们从明代贵州科举史上不难发现，全省荣膺进士的107人中，由军籍、官籍、民籍所囊括。经历了明清三次移民潮后，民族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吴楚秀良” 聚族黔中后。这为贵州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教振兴奠定了基础。

然而贵州山高林茂，溪流纵横，自古以来被人视为“蛮天僰雨，鸟道蚕丛”的“天末之地”，与舟车便利、经济繁荣的通都大邑鲜明的对比。对广大读书人而言，这里关山阻隔，林深水急，既无师爷、讼师、塾师、郎中的职业可选择，惟有科举这座独木桥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里既无歌台舞榭、秦楼楚馆等诱惑，惟有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才能实现平生之抱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的驱使下，他们把“少而学之”、“壮而行之”、“学而优则仕”视为人生的理想，守着荒斋，伴着孤灯，面壁苦读，然后向科举场上发起进攻，从而谱写了自己人生的华彩乐章。

家族文化与师承关系

清代贵州的人才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并以家族，亲缘和师承关系为主导。究其原因，是这些豪门大姓掌握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家学、家风的传承，视猎取功名为正途。为此，笔者查阅和研究了贵州的一些名门世家的资料，发现不少人家人才辈出，屡登科名，现将不完全的统计抄录如下：

明清两代，贵州的世家为科举输送了大批的举人、进士，帯动了贵州文教的振兴，为明清贵州的科举史增光添彩：其中有铜仁的徐穆、陈珊两大世家，前者有《铜仁徐氏十二世诗集》传世，后者其家科甲鼎盛，子有“八英”之誉；贵阳有潘润民、王尊德、徐卿伯、许一德四大世家，其中的潘润民，居官清廉，民谚有“润民不润己”之语。值得一提的是，贵阳潘氏从明代万历至清代道光之际的二百余年间，代有诗人，人各有集，辑为《潘氏八代诗集》。有清一代，贵阳的何孟熊世家大放异彩，涌现出九位进士，为黔中之冠，有“五代七翰林”“一榜三进士”之称。“黔南士族冠冕”周奎家，“一门七进士”，被贵州巡抚贺长岭大加赞赏。贵阳赵氏五进士、都匀萧家兄弟五进士，毕节路孟逵家的一门五进士，亦是贵州士林的骄傲。孕育四进士的世家有贵阳的黄辅辰世家，李朝仪，李端棻世家；修文袁如凯世家；安平陈法、陈澂世家；广顺的金殿行世家。三进士的有贵阳的花杰世家，陈灿世家；毕节的张凤枝世家；平越的王梦旭世家。至于二进士的世家就太多了，几乎各府州都有。

值得一提的是黔北遵义东乡沙滩，家族文化在这里更有代表性。乾隆年间，黎安理在遵义沙滩设馆授徒，揭开了沙滩文化的序幕。之后，安理之子黎恂(嘉庆进士)从浙江运回书籍十余担，设馆教授族人及乡邻子弟，造就了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郑知同等国内一流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在他们周围，形成以进士、举人为主的人数众多的家族、亲缘、师承关系的文人集团。在这个历经百余年的沙滩文人集团中，荣膺进士的有郑琯、黎恂、王廷葵、王青莲、赵廷铭 (郑珍女婿)、宦懋和、赵怡(赵廷铭之子)、黎尹融(黎庶焘次子)、蹇念典(蹇冼之子)、杨兆麟(探花)，共十人。

除了家族文化外，还得提一下师承关系。清代省城贵山书院有“举人进士的摇篮”之誉，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54年间，先后由陈法、艾茂、张甄陶（福建籍）、何泌、翟翔实五人执掌教席。由于他们学养淳厚，道德高尚，致使“士行蒸蒸日上，文学、科名日盛，贵阳人士遂冠于西南”。为了缅怀他们对贵山书院的卓越贡献，后人誉其为“三先生二山长”。

清代的贵州进士与举人

“君看缥缈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这是清代四川翰林赵尧生在《南望》诗中评价贵州大诗人郑珍的《巢经巢诗集》的两句诗。赵尧生以“万马如龙出贵州”来比喻黔中才俊气势恢宏地冲出故乡，到华夏广阔的天地中去寻求发展。正如赵尧生所言，清代贵州中进士621人，中举者6000千余人，而且出了“两状元一探花”。和四川和云南两省仅出了一名状元相比，对于一个被世人视为“蛮夷之地”的贵州来说，不仅值得骄傲，而且令华夏士人为之叹服。

清代贵州的进士不乏优秀人物，而且才华横溢，头角峥嵘，如统治“中兴名臣”丁宝祯（织金籍），一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诛杀宦逆，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兴办洋务，是一个“清绝一世”的“中兴名臣”。再如李端棻（贵阳籍），他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倡导者，戊戌变法的坚定支持者；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的宪政改革，是贵州的民主先驱。

许多士人虽然没能进入进士之列，却在不同的领域大展光华，彪炳千秋。如瓮安举人傅玉书，以诗文、传奇及采编旧闻而称誉一世。又如沙滩文化的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前二者系举人，后者仅廪生，然而他们在诗歌、散文、汉学和方志学上的成就，赢得了海内外的普遍赞誉，值得后人钦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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