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期：纪要丨明清贵州科举漫谈

民盟贵州省委“科学·黔行”民盟大讲堂科普讲座

主讲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王力 教授

时   间：2024年7月6日（星期六）上午10：00—12：00

地   点：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

本期贵博讲坛由贵州省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吴一方主持。吴一方研究馆员首先介绍了主讲人王力教授的研究范畴、相关成果，并指出本场讲座系贵州省博物馆“贵博讲坛”与民盟贵州省委“科学·黔行”民盟大讲堂科普讲座的第一次合作。

王力教授主讲内容：

感谢吴一方研究馆员对我的介绍，感谢贵州省博物馆和民盟贵州省委的盛情邀请，在此正值高考志愿填报时段，就古代的选拔考试——科举，给大家作《明清贵州科举漫谈》的分享。

一、科举制度的分省录取

明清科举有大、中、小省之划分。明代大省：直隶、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中省：山东、河南、山西、广东、陕西、四川；小省：广西、贵州、云南。

清朝分省录取之原则——首善之地，培养宜优；边远小省，鼓舞宜亟；中间省份，中额宜均。科举分卷制（顺治年间）——北卷：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省，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八府，延庆、保安二州及奉天、辽东、大宁、万全等处；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庐州、凤阳、安庆三府及徐州、滁州、和州；南卷：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十一府，广德一州。

西南边省科举之特殊在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独特的人文地理特性；人数规模最小，人群复杂性则居全国之首；考场距京师最远；对科举政策影响最大；考试社会化程度更高。

二、科举制度的政治原则

科举的逻辑前提与政治原则。所谓“爱”与“公平”,帝制国家的私有属性决定了科举本质是皇权的部分让渡，是皇帝为臣民提供参政机会，是皇帝对臣民的“爱”。这是科举运行的逻辑前提。“公平”是科举最大的政治。科举是朝廷诸种活动中公开程度最高者，极力让各环节活动都呈现于公众视野之下。其目的在于向公众表明其公平性。科举实质上是一种文教治理措施，包含教育与考试两大环节，兼具教育与铨选两大功能。

明清时期，教育主要为科举服务，故须从教育与科举两方面理解。

彼时所谓科举者，仅指乡试、会试、殿试三阶段，之前的童生、秀才读书阶段则被视为科举准备期，即教育期。完整理解明清时期的教育或科举，皆须结合二者来认识。

边省科举产生的政治依据就在于地域公平，代表着皇帝无远弗届、不偏不倚的“爱”，代表着帝国子民的平等权利。也意味着皇权在各政区之间的利益平衡。

云南科举起始于元代，而真正发展则始于明代。贵州明代方成政区，历百余年争取，渐从附试云南而独立开科。

二省开科均有“公平”之呼吁，清代多种特殊政策亦均以“公平”为号召。

三、贵州科举的情况

贵州科举发展分为7个阶段。1.明代以前：未建省，缺乏记载；2.明宣德至嘉靖十五年：附试云南；3.嘉十六到明末：独立开科，稳步前进；4.顺治十七年：战乱后重新起步；5.乾隆年间：与外省差距渐渐缩小；6.咸丰同治年间： 战乱停科；7.光绪年间：产生状元，攀登高峰。

贵州科举的劣势有四点：起步晚，经历过不让参加或组织考试的阶段；考场遥远、路途难行；师资匮乏、读书不易；冒籍侵夺现象较多。

边省赴考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考场遥远、路途难行，各级考试分别在县城、府州城、省城、京城举行，即便是县一级考试，因为有的县不设考场，到他县考试也需要长途跋涉，黔人郑珍对其会试经历记载到“昔随子元舅赴北，曾自石桥驿行雪中，至四更，追及于丽阳。至宜城，值大雪，又车溺具茨山下，就民家买鸡子，二百钱得六枚，分食之。又车陷黄城山麓，荒塍冷月，渺无人烟，但闻狼声四嗥，持刀静坐，饥至明午，乃出陷”，王承祐奏折（康熙三十年）写道，“滇、黔、粤、蜀，远居天末，近者数千里，远者将万里，每遇公车之年，贫穷居多，艰于资斧，区画借贷，不遗余力，此在家起行之难也。及其在途，驰骋驿路，跋涉间关，经历三月，辛苦备尝，此道路之难也。及其抵京，只身孤影，仆从无人，一切薪水，俱行自给，此旅寓之难也。更苦拮据奔赴，喘息靡宁，席不暇暖，而场期已及，尚焉能温习揣摩如各近省士子优游暇逸，止专一意读书哉……无怪乎他省之取，青紫易于拾芥，而此数省之望科名，难若登天也”；二是师资匮乏、读书不易，“文献难征”，刻书、售书者少，有些时期士子只读得到节选本五经，方言影响诗歌格律；三是冒籍侵夺现象较多，冒籍即假冒籍贯，科举语境中的“冒籍”类似今天的“高考移民”，边远地区冒籍现象都很普遍，滇、黔二省可能最严重。

滇黔士子会试之旅途经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诸省，自滇、黔至京分别号称行程八千、七千余里。水陆兼行，时有危险。携带衣物、书籍等各种生活用品。一般要走八十天以上，从秋走到冬。湖南至湖北路段每逢乡试之秋，远隔洞庭八百之险，又值溽暑炎蒸，暴风陡发，波涛翻涌，舟楫倾危，应试诸生屡遭覆溺。

各省考官的出身，顺治八年题准：顺天、江南正、副主考，浙江、江西、福建、湖广正主考，差翰林官八员；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副主考，山东正主考，差给事中五员；山东副主考，山西正、副主考，河南、陕西正主考，差光禄寺少卿一员，吏、礼二部司官各二员；河南、陕西副主考，四川、广东正、副主考，广西、云南正主考，差户、兵、刑、工四部司官各二员；广西、云南副主考，贵州正、副主考，差行人二员，中书、评事各一员。如光禄寺官或缺，户、兵、刑、工四部司官充山西副主考，中书、行人、评事充广东副主考。凡应差八员，总送十六员；应差五员，总送十员。礼部会同内院拟定正陪，疏请简命。

边省乡试同考官数量，乾隆五十七年议准：广西巡抚陈用敷条奏，定例，广西省乡试，内帘房考额设十员，据该抚奏请量为裁减。查云南、贵州二省同考官，向例俱系十房，嗣因该省应考人数较别省为少，云南省于乾隆十五年裁去二员，贵州省于十八年减去二员，俱经奏准在案。今广西省与云南、贵州省分相等，应试人数多寡亦不甚悬殊，应如该抚所请，裁去房考二员，只留八员。自下科为始，即照所裁员数，调派入闱分校。

边省科举社会化程度更高，乡试时官员全面参与；滇黔二省会试赴试有驿马支持，组织化、社会化性质更强；会试到京后与本地京官联系尤密，贫生多，尤需食宿之支持；地域、族群角度提供经费支持的积极性更高。

边省之“一科拣选”，雍正十二年奉上谕：“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六省举人，赴京会试，路途遥远，非近省可比。朕意欲于落卷中，择其文尚可观而人材可用者，添取数人，候旨录用，以昭朕格外加恩之意。着传谕主考官，于六省试卷遵旨取中外，其次等可取之卷不拘数目，秉公选出，俟榜发后，朕另派大臣会同主考官验看人材，再加遴选，奏闻请旨。再六省落第举子内，除愿于下科会试者不必报明外，若有情愿小就，以图即行录用者，着在礼部报名，一并交与派出之大臣、主考官拣选，奏闻请旨。该部预行出示，晓谕六省举子知之。钦此。”

他省士人之边省认知，嘉庆十一年奉上谕：“御史杨昭奏乡会试及岁、科小试，请仍照旧制，专经取士一折。士子读书应试，自当通习诸经，敦尚实学。乾隆五十一年，皇考高宗纯皇帝以分经阅卷易滋弊窦，改为《五经》轮试，于轮试毕，为乡会试第二场兼用《五经》。迄今已阅二十余年，各该省取中试卷，于《五经》题文均能一律完善。今该御史奏称，中人以下之质，势难《五经》俱熟，或强事涉猎，恐有名无实等语。在该御史系云南人，自以《五经》全熟为难。若江浙大省，士子彬彬向学，何难《五经》俱熟？且现值经学昌明之会，应试诸生读《五经》者日多，该御史忽为此奏，欲事纷更，是直为荒经者开一自便之途，所奏不可行。着将原折发还。钦此。”

乾隆五十三年奉上谕：“前钱沣奏科场事宜一折，请将顺天乡试毋庸分别南、北、中皿，会试亦毋庸分别省分，概凭文艺取中，以防查认关节之弊，固为剔除关节积弊起见。但国家取士博采旁求，于甄录文艺之中，原寓广收人才之意。且各省文风高下互有不齐，若如钱沣所奏，势必至江浙大省取中人数居其大半，而边远小省或竟至一名不中，殊非就地取才之意，钱沣系云南人，所奏尚无别故。若伊籍隶江浙等省，则迹涉阿私，必至有干吏议矣。着毋庸议。钦此。”

地方文教运作的关键，有完备的管理体系，中央层面有专门机构礼部，并在科举时衔接吏部。有法规，《钦定学政全书》《钦定科场条例》。专职官员为主，兼职官员为辅。关键人物：学政——巡视一省之教育。府、州、县分别有教授、学正、教谕，其副手均称训导。

专门教育场所：学校、书院；专门考试场所：考棚、贡院。

兼职官员：理论上所有地方官都有兼职参与文教活动的义务。童生之县试由县令主考，童生之府试由知府主考，乡试总负责为一省之巡抚，下有各级官员参与。

贵州冒籍事例，“又奉旨：贵州已革生员魏清，具控新进士姚廷清冒籍中式，着交刑部传集人证，审讯明确，定拟具奏。钦此。续准刑部咨称：此案姚廷清原名姚鸿逵，系浙江慈溪县生员，嘉庆十六年，因欠考三次除名。先于嘉庆六年至贵州游幕，改名姚廷清，认族人姚濬为胞伯，即在贵州冒籍捐监，中式举人，今科中式进士。将姚廷清依斥革后易名复捐，照违制律杖一百，业经革去进士，应毋庸议，仍饬令改归本籍浙江。”

道光八年咨覆：“贵州巡抚咨称，嘉庆二十四年，湖南省晃州所管陆里地方与黔省连界，该处民人从前多有冒籍贵州考试报捐，奏准拨归晃州厅管辖。旋据曾经列拨之思州府属举人胡世校、生员向日中等，纷纷以祖籍贵州，族众俱在贵州，呈诉不已。委员查明廪生向日中等三十八名，既非原籍湖南，又不住居晃州，议将该生等改归黔省。岁贡胡钟显等四十四名，皆系本籍贵州，现居楚境，其族人皆黔多楚少，应否改拨贵州，以昭画一，抑或应以居址为断。但居晃州界内，即应拨归晃州等语。查胡钟显等四十四名，应仍拨归晃州。其向日中等三十八名，亦宜改归晃州厅管理，无得调停迁就，致该生等妄生希冀，来去自由。傥仍前饰辩，即严行惩办。至同族之人，有实系居住贵州，田庐、坟墓均在贵州者，除父子兄弟不准异籍外，族远人多，不妨各归各籍。其捐考时，令地方官严行查明，不许稍有蒙混，以杜歧冒而免攻讦。”

《辛丑日记》所记晚清贵州乡试之“抢宴”，“ 赞礼生引新举人二十余人升堂，北面行谒见礼，先拜余二人，中丞学使次之。司道又次之，府县及内帘各官又次之，均行一跪四拜礼。礼毕乃退就席。于是庖人献殽。才进四椀，旁观若争来夺取，甚有负席而走者。一时人声鼎沸，器碎桌翻，羹汁淋满遍地，不知凡几千百人也。是名抢宴。各省皆然，向例不禁，亦不能禁。此等筵宴，只取其名，若无人抢，转觉索然无收束处，似更不可禁也，余等欲观之，无如立足不定，乃退入二堂。”

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言，“在云南、贵州的边远地区也是如此，尽管只有2名书商挺进这两个省。在整个18世纪，清初人口稀少的云南人口剧增……自雍正十一年陈宏谋来此主政布政司，到乾隆三年已恢复或新建了将近700所小学，是两百年来的一个显著增长。这些学校应该足以为四堡书商提供一个充足的市场——启蒙读本和各种版本的四书五经。目前尚不清楚邹氏、马氏商人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开发这个省与贵州省的市场；或许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和交通运输的不便使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

《钦定学政全书》所记清代贵州学额，贵阳：府学20、贵筑县学20、定番州学12、贵定县学12、修文县学12、广顺州学8、开州8、龙里县学8，共100；安顺：府学20、普定清镇安平各12、镇宁12、永宁8，共76；南笼：府学12、永丰4、普安州学12、普安县学8、安南县学8，共44；平越：府学20、平越县学8、余庆8、黄平州15、瓮安湄潭各12，共75；都匀：府学18、县学8、清平8、独山麻哈各8、荔波4，共54；镇远：府学20、县学8、施秉天柱各12，共52；思南：府学20、安化12、印江务川各8，共48；思州：府学16、玉屏青溪各8，共32；石阡：府学17、龙泉8，共25；铜仁：府学12、县学8，共20；黎平：府学20、开泰12、锦屏永从各8，共48；大定：府学23、威宁20、黔西15、平远12、毕节15，共85；遵义：府学18、县学15、正安12、绥阳12、桐梓8、仁怀县学6、仁怀厅学4，共75。

清代学政职权包括考试、察校、检禁书刊、崇扬儒教、陈奏等五大方面。《清史稿·职官志》云其“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帅教者，凡有兴革，会督抚行之。”

魏秀梅统计，嘉庆至光绪五朝贵州学政任职前的官职：嘉庆朝（各部院主事1、各部院郎中2、各部院员外郎3、翰林院修撰1、编修3、左右赞善1）；道光朝（员外郎1、编修7、左右庶子1、左右中允2、司经局洗马1、国子监司业1）；咸丰朝（员外郎1、编修3）；同治朝（编修4）；光绪朝（侍讲1、编修8、检讨1）。“学政所带官衔有四十种之多，其中直隶、江苏、浙江三省，以侍郎任学政者最多，可见此等地区之受朝廷重视；而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则始终未见以侍郎任学政者，此与该地区人口少、教育落后及文风之不盛不无关系。”

清代据人口、赋税、文风诸要素将滇、黔、桂三省定为小省，实为后进地区。三小省科举起步艰难，而于清末达到巅峰，其巍科人物所占全国比例明显上升，其中既有小省在“鼓舞宜亟”政策下追赶先进的努力因素，也有科举制度设计的超稳定性带来的规律性影响，又有晚清动荡社会背景形成的特殊原因。

明代滇、黔、桂三省均未产生巍科人物，清代一百一十二科殿试共产生鼎甲336名，贵州3名，占0.9%，广西5人，占1.4%。三省总计8人，占总数2.3%。若将经济特科计入，则总数为337人，云南1人，占0.2%，三省总计8人，占2.4%。按直省数量算，低于全国平均数。

乾隆对分省取士的态度——国家取士，博采旁求，于甄录文艺之中，原寓广收人才之意，且各省文风高下互有不齐，若如钱沣所奏，势必至江浙大省，取中人数居其大半，而边远小省，或竟至一名不中，殊非就地取才之意。

四、小省鼎甲人物的产生

小省鼎甲人物产生于清末的原因分析情况如下，政策层面的优待，从基础教育阶段，清廷就力求学额的公平，到了乡试阶段，解额分配已成为调节区域文教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自康熙五十二年后，会试录取采取了分省定额，目的也是为了相对公平。清末朝廷陷于困窘，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入不敷出，政治上希望各地保持安定，避免与中央对抗，经济上则期待地方政府及士绅阶层分担压力，用政治利益吸引捐纳，相对于赤裸裸的卖官鬻爵，出让部分文教权利显得更为体面。文化弱区往往更渴望有所跃升，因此表现出积极态度，朝廷便有意在政策上倾斜，在竞争中往往照顾弱势地区，“乾隆以后面由江浙两省人士长期雄据鼎甲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道光后，江浙的优势已明显下降，三鼎甲籍贯的分布向着逐渐趋于平稳的势态发展。这无疑是清政府重视教育普及的结果，也与推行分省取士及对边远省分采取政策倾斜有一定的关系。”

小省鼎甲人物的教育养成。状元由考试产生，考试能力的养成依赖于多种条件，其核心是读书资源，包括家庭的文化水平、经济条件及家庭外的可用师资条件。科举的稳定性表现在考试内容、考试形式等诸多方面，几乎在任何一方面都在追求稳定，其中考试内容的稳定尤为重要。在清代，虽然屡经微调，核心考试内容却始终未变，那就是以“四书”为中心的四书文与试律诗，备考所依据的书籍也很稳定，这为应试的文化积累带来了便利，对边远小省意义尤为明显。首先，在最基础的考试信息方面，最边远的省份也不会因为资讯条件落后而丧失应试资格，最发达最便利的地区也不可能在备考资讯方面占有重大优势，虽然某些细微信息上可能会有更多渠道，核心信息上各地是处于同一水平的。其次，备考书籍的稳定降低了出版水平差异的影响。家族代际文化传递，一本书籍可以用于几代人研读、备考，直到无法使用为止。在稳定不变的条件下，历时愈久，对边远小省的正面影响就愈明显。边远小省起点虽低，长期训练也会逐步提高，因为起点低，上升空间反而更大，文化强区的应试训练技巧以不同方式逐步传入，士子应试水平会随之提高并形成积累，在长达二三百年的过程中，后期水平可能大幅高于前期，而强区虽然也在提高，幅度却不会高于弱区，历时愈久，双方的差距愈小。其他可能的因素包含捐纳、停科影响。三小省停科次数为全国之最，贵州、云南停科六次，广西停科五次。久遭停科，一方面使当地士子失去应试实战机会，另一方面则可能使其更珍惜考试机会，愈益发愤，也或者朝廷因此有优待心态。

推荐阅读书目

齐如山《中国的科名》；《钦定学政全书》；《钦定科场条例》；丁嘉葆《先学士公日记》；翁同书《使黔杂记》；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华学澜《辛丑日记》；《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清代卷）；《中国科举通史》（明代卷）（清代卷）；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

问：从古代教育制度来看，对现代的小孩有哪些建议呢？

答：教育内卷会有一个学习的边界，在有限的内容、有限的知识等方面进行高度的竞争。教育最理想的目标是帮助人的发展，而不是落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要了解目前教育边界以外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未来是否有用，减少对无用知识的学习，强化对有用知识的学习。

问：清政府科举考试时，云贵录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很多考试，没有这么高的录取率，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答：科举考试和现在的考试不同，科举考试更强调的是地域间的平衡，科举考试是统治阶层选拔考试，今日的考试只是选取进一步学习知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