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考述

摘要：《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为北宋名臣韩琦手书的两帖楷书墨迹，即《信旬帖》和《旬日帖》，及后世十余段题跋的合裱之卷。此卷流传近千年，几经辗转，曾收藏于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之中，其中的《信宿帖》及其后的首段跋文更是作为传世法书，入选《三希堂法帖》。在对此件文物的本体信息细致考察的基本之上，结合文献资料，考证此卷的题跋者、收藏者，梳理历代收藏、流传经历，并将此卷与明清鉴藏著录中所记载的韩琦信札进行对比、校勘，厘清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更全面、更立体、更细致地呈现出此件珍贵文物的各种信息。

关键词：韩琦  信宿帖  题跋  流藏  鉴藏著录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名相，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封魏国公，谥号“忠献”。《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图一）为韩琦的两帖楷书真迹及后世题跋的合裱之卷，现藏贵州省博物馆。前帖又称《信宿帖》，为韩琦写给同僚欧阳修的一封信，感谢欧阳修为自己在家乡相州的宅子撰《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之事。此帖全文十五行，一百五十余字，正楷书写，除个别字残损外，大多清晰可见。全文如下：（图二）

图一

图二

琦再拜启，信宿不奉仪色，共惟兴寝百顺。琦前者辄以《昼锦堂记》□易上干，退而自谓，眇末之事不当仰烦大笔，方夙夜愧悔，若无所处。而公遽以记文为示，雄辞濬发，譬夫□河之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从而视□徒耸骇夺魄，焉能测其浅深哉。□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之大，恐为公文之玷，此又捧读惭惧，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谨奉手启，叙谢不宣。琦再拜启。□□□□台坐

后帖又称《旬日帖》，字迹漫漶不清，多不可辨。但就所见仅存几字与前帖比照，字体端谨精密乃为一人所书。清代著名鉴定家高士奇在此札的跋中也认为后帖“虽纸墨漫漶，字法实出一手”。据清代学者王鸿绪在此札后跋中所记，清康熙时，此帖就已无法识读，仅残存一句“□公旬日前得手书，虽云近苦多病，勉强亲笔，草隶遒劲，虽少年所不能及”。首字虽残，王鸿绪依稀辨认出右半的“土”字，他臆测为“杜”字。故推测此书是韩琦写给杜衍的。杜衍（978-1057），字世昌，与韩琦、欧阳修同朝为官，封祁国公，也是一位世人推重的书家。王鸿绪说“盖祁公书最为当时所重，故公云少年不及也。”王鸿绪乃清代鉴定名家，且富于收藏。此语当非妄言。遗憾的是，如今天连此句也几不可辨。现将王鸿绪当日所见数语，与现今此帖上模糊字迹相印证，识读第二帖数字如下：（图三）

 图三

□□旬日前得

书虽云近苦多病勉□□□

□□□遒劲虽□年所不□□□

□□□辱

□□□并日巳写得□□□□□

□□□能亲染数字□

□也

两帖之后有元、清两朝共十三段跋语。上钤数位题跋者印信及清乾隆、嘉庆、宣统三位帝王鉴赏印。前帖《信宿帖》曾与其后的蔡景行跋一同入选《三希堂法帖》。作为一件关系两位名人、一篇传世名作的北宋墨迹纸本，相关研究甚少。目前所见的文章，大都是对此札的基本介绍，及对韩琦书法的赏析。惜乎对此札的题跋者，流传收藏经历缺乏考证研究。尤其是对鉴藏著录中所记述的韩琦信札与现今所见的实物缺乏对比研究，造成对此件文物的诸多误判，直接影响了对文物本体的认识。本文将文物本身与文献相结合，对《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的流藏、题跋等进行一一梳理考证，特别是将文物本体与明清鉴藏著录中所见的关于韩琦信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对研究，以揭示这一珍贵文物更多的真实信息。

一、题跋者及相关人物考述

《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后有十四位收藏鉴赏者的十三段跋文。^[1]题跋者依装裱顺序为蔡景行、泰不华、杨敬德、祝蕃、班惟志、李齐、张圣卿、李懋、陈梁、王鸿绪、高士奇。

蔡景行，“嘉兴路崇德州人，元泰定三年（1326）举人。”^[2]曾任“平江路崑山州儒学教习。” ^[3]款后钤有朱文方印“蔡氏恒之”，又知蔡景行字“恒之”。

泰不华（1304-1352），字兼善，色目人，元至治元年（1321）进士。擅书法，曾任奎章阁学士。“父榙不台入直宿卫，历仕台州录事判官，遂居于台。”^[4]故入籍台州临海。

杨敬德，“亦作敬惪，字仲礼，临海（今浙江临海）人。历官翰林应奉，泰定三年为江浙儒学提举。”^[5]

祝蕃（1286-1346），“字蕃远，一字直清，贵溪（今江西贵溪）人。治陆九渊心学，以通《周易》而领乡荐。会试不利。历饶州南溪书院山长，集庆路学正，饶州路教授，辟湖广省掾，迁浔州路经历。雄于文，为官清正。”^[6]

班惟志，“字彥功，号如斋，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工文辞，善篆书，泰定间以邓文原荐，补浮梁州儒学教授，迁溧阳州儒学教授，历晋州判官，致和间为绍兴路推官。至顺三年（1332）任秘书监典簿，后至元间任常熟知州。至正初，升江浙儒学提举，改集贤待制。”^[7] 

李齐（1301-1353），“字公平，广平人。家甚贫，客授江南，工辞章。元统元年进士第一。历佥河南淮西廉访司事，移知高邮府，有政声。”^[8]元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陷高郵，李齐被俘，不屈而死。

张圣卿，史料记载甚少。在清人黄瑞的《台州金石录》中，收有元至正二十一年（1362）的《元邬处士挽诗碑》，碑上录有张圣卿子通七律诗一首，^[9]可知张圣卿字子通，台州临海人。此记载正与张圣卿跋文下的“子通”朱文方印相吻合。

李懋，“字子才，建康（今江苏南京）人。至顺元年（1330）进士，云泰定间中书堂会试第八名。官鄱阳县丞。”^[11]

陈梁，史籍中未见记载。陈梁落款为“陈梁拜观于小寒山”。小寒山应为台州路临海县的寒山。也就是说陈梁题此跋时正在台州。韩诚之与萧侯都为台州人（后述），其他多位题跋者也与台州相关。大致可以推断，陈梁与韩诚之、萧侯为同一时期的人。在高士奇的跋中有“所存九跋，率元时钜公，以文章节义传者”，更证实陈梁为元代人。

王鸿绪（1645-1723），字季友，号俨斋。清代康熙时期官员，主持编纂《明史》。擅书法、精鉴赏、富收藏。

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与王鸿绪同为康熙近臣，两人关系甚好，政治立场相近，也是清代著名的书画鉴藏家。 

在元代诸人的题跋中，多次提到萧侯将韩魏公（韩琦）二帖赠予韩诚之一事。蔡景行跋“元帅萧侯珍藏既久，闻公嫡孙诚之笃学好修，克绍乃祖风烈，遂不远千里以奉之，忠献在天之灵，殆非偶然者”；杨敬德跋“萧元帅北野相君藏£矣，未尝出以示人，以诚之敦厚长者，特还以合浦之珠，克获旧物，岂不为韩氏庆乎”；杨敬德又跋“话及魏公真迹，乃继祖四年前所遗诚之之物”；祝蕃跋“万户萧君以韩广文为公裔孙而归之”；李懋跋“天台萧侯说礼乐而敦诗书者也……萧侯不帷宝藏之而已也，又能推锡类之心，割所爱以奉公之耳孙诚之，诚之载拜登受憙而后所知也，意者神物护持，知诚之与侯善故，假手于侯以归之，耳不然何以得之”。由此可知，此信札原为萧侯所有，后萧侯将之赠予韩琦裔孙韩诚之（广文）。

萧侯何人？从“元帅萧侯”“萧元帅北野相君”“万户萧君”“天台萧侯”几个称谓可知，萧侯名明里帖木儿，别名继祖，字伯善，契丹人。“其先，出于梁萧氏，隋萧后以族入于突厥，后归唐，而其族留突厥，至辽为述律氏，仕辽多至显官，金灭辽，改命为石抹氏。”^[12]因此，又名石抹继祖。而石抹氏汉姓为“萧”。石抹继祖父亲石抹良辅“历蔡州弩军万户，黄州招讨使，寻以沿海副都元帅开阃于四明。会改元帅为万户，遂以为沿海上万户府副万户，累阶昭毅大将军”。^[13]元大德十一年（1307），石抹继祖嗣其职，“以沿海军分镇台州，皇庆元年，又移镇婺、处两州。”故称元帅萧侯、万户萧侯；石抹继祖高祖也鲜曾因“金祖闻其材武多智，召为奚部长，故辞弗获，乃俾兄瞻德纳姑受之，以全其宗。遂遁去之北野山，射狐鼠以食，誓不食金粟。”^[14]而石抹继祖因慕祖风，又自号“北野兀者”。故跋中又称萧元帅北野相君；元人黄溍所撰的《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明里帖木儿）神道碑【铭】》中有记“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七日，武德将军、沿海上万户府副万户石抹公终于台州之私第”。^[15]可知，台州是石抹继祖的长居之处，故又称台州萧侯；再则，杨敬德的又跋中提到“话及魏公真迹，乃继祖四年前所遗诚之之物。”，此处所言“继祖”并非杨敬德的先辈，而是指石抹继祖。

累见于跋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韩诚之（广文），为韩琦裔孙。韩诚之在史书中少见记载，仅在《全元诗》中有宋褧写给韩诚之的三首诗，即《台州韩诚之入京赴调教授松江及归取道彰德展省宋丞相魏公之墓绝句三首送之》，从题目可知韩诚之是台州人，还在松江府任过教授。在从京城回来的路上，取道到祖籍地河南彰德省先祖韩琦墓。诗中有“餐尽万羊成馁鬼，楸梧何处认曾玄。”和“前朝谱牒自流传，陵谷那知有变迁。昼锦英灵俨千古，多应能喜后人贤。”^[16]等句子。“昼锦”即韩琦所建的“昼锦堂”，“昼锦英灵”即指韩琦。再次证实，韩诚之确为韩琦裔孙。如此，韩诚之与萧侯是同乡，故而在李懋的跋中有“知诚之与萧侯善，故假手于侯以归之耳”一句，可推测韩诚之与石抹继祖为故交。在此札题跋中还称“广文气岸魁然，神采焕发，充其所学，讵可量哉，他日当不愧此帖。”又有“……闻公嫡孙诚之笃学好修，克绍乃祖风烈……”如此褒奖，虽有客套之意，但再看与韩诚之交往之人，如泰不华、余褧等都是元代文豪，由此可推测韩诚之应为饱学之士。韩琦后人入元后，便转向经儒之学，以学问著于世。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中，对元代的多位韩氏后人有记载。尤其是韩性，《元史·列传第七十七·儒学二》有传。韩家后人以经儒之学闻名，韩诚之自然也会深受影响。

二、流藏经历考述

据王鸿绪考，《信宿帖》书写的时间为嘉佑八年（1063）之秋或治平元年（1064）之春。从北宋到元中期，约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此帖的流传收藏情况很难具体考证。但跋中所提到的萧侯，即石抹继祖，其曾祖查剌曾奉元世祖之命，领黑军南征“尽以黑军为前列，败金将白撒、官奴于河。渡河南战，尽杀之，长驱破汴京，入自仁和门，收图籍而还。帝悉以诸军俘获赐黑军”，^[17]石抹继祖的祖父库禄满，即查剌之子，袭父职，“从攻襄樊，与从弟度剌，立云梯冲其堞……”^[18]石抹继祖之父良辅“以黑军攻五河及湖南诸部”。^[19]可见，石抹继祖的祖辈父辈是带兵打开封，攻襄阳、樊城，破湖南，平南宋的功臣。且曾祖查剌在攻曾经的北宋都城开封之时，元世祖还将俘获之物赐予石抹家所领的黑军。因此，战乱之中，韩琦的书信作为一件传世法书，落入攻城将领石抹家族之手是极有可能的。札后蔡景行跋“元帅萧侯珍藏既久”，杨敬德跋“萧元帅北野相君藏矣，未尝出以示人”。结合跋文可推测，在一段时间内，韩琦此札是藏于石抹家族手中的。到石抹继祖时，元代的统治基本稳定，已无大的战事，继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汉化儒学教育，其师史蒙卿为南宋进士，曾问学于朱熹，《新元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儒林二》中有载“能表章朱子之学者，自蒙卿始。”^[20]因此，石抹继祖“为学本于经术，兼通名法、纵横、天文、地理、数术、方技、释老之说，见称荐绅间。”^[21]并和汉人文士广泛交往。元代著名汉人画家曹知白流传至今的名作《双松图》就是为石抹氏而作，画中有“远寄石未伯善以寓相思”^[22]一句。故而有石抹继祖因仰慕韩琦而将家藏的书札赠予韩琦后人韩诚之一事。杨敬德跋中有“话及魏公真迹，乃继祖四年前所遗诚之之物。”一句，跋后款为至顺癸酉六月四日，即元至顺四年（1333）。由此可推断，石抹继祖将魏公二帖赠予韩诚之的时间是元天历二年（1329）。

题跋中款识有年代者六人。其中元代四人，即泰不华题款时间为“元统三年（1335）清明前一日”；杨敬德为“至顺癸酉六月四日”，也就是至顺四年(1333)；祝蕃为“至顺改元（1330）冬十一月又二十四日”；李懋为“顺至辛未立春日”，即至顺二年（1331）。其他几位题跋者也都是生活在元朝中后期。从题跋的内容看，大都是受韩诚之之请而题。因此，大致可以推定，元代中后期的很长一段时间，此帖都在韩琦后人手中保存。

之后朝代几番更迭，在很长一段时间既无关于此帖的文献记载（后述），也无新的题跋者，也就是说，此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可能秘不示人。

直到清初高士奇在北京购得此帖。高士奇在此卷后有题跋，称“往余得文正二札，宝之筐笥。甲戌十月，蒙召再至京师，复得忠献遗迹，喜不自胜。” 高士奇的生卒为清顺治二年（1645）至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甲戌年十月，自然是指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十月。在高氏收藏私帐《江村书画目》中有载：“宋韩魏公尺牍一卷，二札自跋，宋元人题跋，皆系真迹，神品上上，一百二十两。”^[23]。高士奇鉴赏眼光独到，与梁清标（字棠村）、安歧（号麓村）并称清代书画鉴藏的“三家村”。《江村书画目》是高士奇家的秘密帐册。内分为“进字壹号”“进字貮号”“送字号”“永存秘玩上上神品”等十类。其中“永存秘玩上上神品”共61件珍品，分为“字壹号”22件，“画贰号”39件。下注“康熙乙酉年六月审定”字样。^[24]康熙乙酉年即康熙四十四年（1705），此时，高士奇已故去一年。但“审定”二字即照原始帐簿清点之意。^[25]也就是说，此部分的61件珍品，全部是高士奇亲手选定，定为“永存秘玩”意味着是高氏秘藏且不示人的珍品，其子高舆不能擅动。《宋韩魏公尺牍》就在“永存秘玩上上神品”之列。也就是说在高士奇去世时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此信札仍收藏于高家。高士奇故去后，他所收藏的“永存秘玩上上神品”中的部分书画归王鸿绪所有。张照在跋《定武兰亭赵子固落水本》中有记“江村先生捐馆日，遗命平生珍秘书画并赠大司农俨斋先生。曰‘毋令坠叶公手。’此卷初未及舁致于康熙壬辰、癸巳间，余从江村先生长孙励山借观，留几研侧数月。已而俨斋司农向其家索取之。后二年，余偶过司农斋，值罗列名迹，与屺瞻何丈对初陈君纵观，因得重睹。”^[26]跋中所提到的大司农俨斋先生即王鸿绪，而“平生珍秘书画”多半指《江村书画目》中的“永存秘玩上上神品”和“自题上等手卷”两类中的藏品。跋中不仅明言高士奇的珍秘书画赠予了王鸿绪，还提到《定武兰亭赵子固落水本》最初并没给王鸿绪，两年后，王鸿绪又向高家索要。之后，张照又在王鸿绪处看到了《定武兰亭赵子固落水本》。显然王氏的索要成功了。启功先生曾推测“高士奇平生藏物身后扫数归于王鸿绪，其家自留一卷《兰亭序》，王尚指明索取，则高死前必有大祸为王所逍弥者，此为贿谢。甚或高物为王凯觎，以至于死亦未可知。”^[27]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宋韩魏公尺牍》是否也一并归王鸿绪所有。但是在高士奇故去后，王鸿绪无疑对高氏的藏品恋恋不忘。陆蓓容《王鸿绪尺牍考释——管窥清代书画鉴藏史》一文中考述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王鸿绪信札。信札中有“平湖昔年所收上乘，年道丈当无不知，巽老好佛典，书画非其所嗜，此时与言，尚可转移，否则杂之赝本中，同为投赠之具，良属可惜”一句。“平湖”即高士奇，“巽老”，指高士奇之子高舆（？-1717），字巽亭，故称巽老。“平湖昔年所收”一句说明高士奇已故去。高士奇故后，所藏应为其子高舆继承。王鸿绪觉得高舆对书画没有兴趣，对其父真赝混杂的藏品不辨真伪，随意赠予他人可惜了，因此，王鸿绪觉得“此时与之言，尚可转移”。^[28]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圣祖六十大寿万圣节时，王鸿绪进献古玩字画。字画有17件，其中《宋高宗御书杜甫文少甫山水障歌》一卷、《宋燕文贵秋山萧寺图》一卷、《元赵孟頫楷书道德经》一卷、《元赵荣禄浴马图》一卷、《元钱舜举秋江待渡图》一卷等5件书画曾出现于《江村书画目》的“永存秘玩上上神品”一列。

从以上种种迹象看，高士奇故去后，位列“永存秘玩上上神品”的《宋韩魏公尺牍》就很可能已流入了王鸿绪之手。

此后，在乾隆十年（1745年）成书的《石渠宝笈》初编中记载了6件曾出现于《江村书画目》的“永存秘玩上上神品”一列的书画。分别为《宋韩琦尺牍》一卷、《南唐阮郜女仙图》一卷、《宋李公麟潇湘卧游图》一卷、《宋李公麟蜀川图》一卷、《宋徽宗槟榔双雀图》一卷、《元赵孟頫书绝交书》一卷、《元王冕与吴镇合作梅竹双清图》一卷。可见，在乾隆初年韩琦此信札已入清宫。就现有的文献记载，此札进宫的具体时间很难考证。但极有可能是经王鸿绪或王氏后人之手献入清宫。

入藏清宫的两百来年时间里，《宋韩琦尺牍》经过乾隆、嘉庆、宣统三位皇帝的鉴赏，并钤有鉴藏印信。直到民国年间，此札流出紫禁城，随已逊位的清帝溥仪到了伪满洲国皇宫。

1934年，（北平）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印《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其中一种是《溥仪赏溥杰书画目》。该目是日记形式的帐簿。从“宣统十四年”即民国十一年（1922）九月二十八日起，到十二月十二日止，记载了溥仪赏给溥杰的唐宋元明的名画法书。其中包括《韩琦二牍》一卷。^[29]也就是说，在此期间溥杰以赏赐之名将韩琦此札带出皇宫。

民国十三年（1924），溥仪搬出皇宫，将赏给溥杰的这批书画带往天津。之后日寇进犯，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再携此批书画到长春伪满洲国皇宫。1945年8月，伪满洲国迁都通化，溥仪带走小部分书画文物。剩余的大部分仍留在伪满洲皇宫的小白楼里。小白楼遭到哄抢，部分书画文物流往长春古玩市场，这批文物又称“东北货”。《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就在其中，在贵州省博物馆的一级文物档案中显示此札“抗战胜利后由长春古董商获得出售，为当时伪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刘时范购得”。^[30]刘时范与贵州有一些渊源。抗战时期，刘氏出任过贵州省镇远专署专员和贵州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直至抗战胜利，才调任黑龙江。之后，刘时范又出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1949年，江西解放前夕，刘时范逃至贵阳，在贵阳被捕。“此卷（作者按：《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即留在贵州，作为没收财产，送市人委保存。”^[31]1964年由贵阳市政府拨交贵州省博物馆。

三、明清鉴藏著录中的韩琦信札与《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的对比

在后世的各类鉴藏著录和法帖中，对韩琦墨迹的介绍和收录甚少。其中，对韩琦信札的收录介绍仅见朱存理的《铁网珊瑚》、吴观的《大观录》、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王原祁等编的《佩文斋书画谱》、高士奇的《江村书画录》、梁诗正、张照等编撰的《石渠宝笈》初编六本鉴藏著录和清宫编的《三希堂法帖》一部帖书之中。

朱存理的《铁网珊瑚》是目前已知对韩琦信札最早的记载。所记有两帖，名为《韩魏公帖》一、二。一帖为韩琦请欧阳修为其新宅昼锦堂撰文的信；二帖为文成后韩琦谢欧阳公的信。^[32]两帖之后还有一段南宋朱熹的跋。^[33]《式古堂书画汇考》中也录有同样的两帖，后仍有朱熹跋语，一名《小恳帖》，二名《信宿帖》。^[34]吴升的《大观录》中为《韩魏公二帖》卷并朱熹跋语，分别为《小恳帖》和《叙谢帖》。^[35]《佩文斋书画谱》中仅在“历代名人画跋”一篇中录入朱熹跋，名为《宋韩琦与欧阳文忠公帖》。^[36]《石渠宝笈》初编中名为《宋韩琦尺牍》一卷，录入元、清两朝十三段跋文。^[37]《三希堂法帖》中收录《信宿帖》与其后的蔡景行跋。^[38]

就《信宿帖》而言，几本著录所载与现今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信宿帖》内容几乎一样，仅个别字有差异。《铁网珊瑚》中的“但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布之，大恐为□之玷。” ^[39]一句，缺字处以“□”代替。《式古堂书画汇考》为“但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布之，大恐为□□之玷。” ^[40]此缺字处用“□□”代替。《大观录》中的此句为“但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布之，大恐为君子之玷。”^][41]此处不缺字，有“君子”二字。在《三希堂法帖》中此处为“公文”二字。^[42]（贵州省博物馆所藏的《信宿帖》墨迹，在此句上和《三希堂法帖》中的一致，均为“公文”二字，且格式相同，“公文”二字抬头另起一行）。（图四）

图四

就《小恳帖》而言，即韩琦请欧阳修为昼锦堂撰文的信。《铁网珊瑚》《式古堂书画汇考》《大观录》三部著录的《宋韩魏公二帖》中都有此帖。而贵州省博物馆藏的《北宋朝琦楷书信札》卷中并无此帖，与《信宿帖》同裱的为韩琦的另一墨迹，即《旬日帖》。

就跋语而言，《铁网珊瑚》《式古堂书画汇考》《大观录》《佩文斋书画谱》四部著录中，仅收录朱熹跋语。《三希堂法帖》中仅收录蔡景行跋，《石渠宝笈》中收录了元、清两朝的十三段跋文，未见朱熹跋文，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北宋韩琦楷书信札》一致。

《铁网珊瑚》约成书于1488-1521年之间，《式古堂书画汇考》和《大观录》成书都在清初，时间相近。《大观录》在记录此二帖内容之前还有一段对韩琦生平的介绍及此札品相尺幅的记录，“两札并牙色纸本，高九寸阔一尺六寸，正书，结体大如围棋子，前乞欧公作《昼锦堂记》，后则叙谢也。” ^[43]可见吴观是亲见过此帖的，《大观录》的记录是可信的。再有，历来在鉴藏界《大观录》也备受推崇，认为是一部可靠的书画著录。也就是说“君子”二字并非转抄讹传，而是帖中确有此二字。至于此二字是否为后补，需另作考证。

通过对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信宿帖》墨迹的仔细辨识，发现“公文”二字处，纸张纹理连续清晰，并无挖补痕迹。书写自然流畅，颜筋柳骨功力地道，也不似后仿。且从文意来说，“公文”二字也较“君子”二字更为贴切。又从格式上来看，此处是对欧阳修的尊称，故“公”字抬头，另起一行。若为“君子”则是泛指，此处不需要抬头另起一行。凡此种种，可见此帖的“公文”二字并非后补。

由此基本可以推定，贵州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并非《铁网珊瑚》《大观录》《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四部著录中所记载的韩琦信札。以上为理由之一。其二，在几本著录中记述的韩琦二札为《信宿帖》与《小恳帖》同裱一卷，皆为写给欧阳修的信，且都为《昼锦堂记》一事。至到清初的《大观录》中所见，仍是如此。但贵州省博物馆藏的《北宋韩琦楷书信札》中的《信宿帖》是与《旬日帖》同裱，虽字迹漫漶，但就仅可辨识的寥寥数字看，肯定不是三本著录中所记载的《小恳帖》。且从题跋中可知，至少从元代起到清初高士奇收藏时，两帖一直是如此状况。再到《石渠宝笈》初篇编撰时仍是如此。其三，四本著录中都录入了朱子跋语，而对他人的跋语只字未提。但贵州博物馆所藏《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并未见朱子跋语，且元、清两朝的十三段跋语中都未提到朱子，仅高士跋中提到，但高士奇也只是转述《铁网珊瑚》的记载。在书画题跋中，后人若见前有名人之跋，后人题跋多会有所提及，但所有跋语全无提及，的确让人费解。

古人写信常有打草稿或抄录留底的习惯。而多本著录中所提及的韩琦信札已不可见，很难对比研究。但就对现今所见的墨迹本研究，可以确定，贵州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与刻入《三希堂法帖》的《信宿帖》及《石渠宝笈》中所载的《宋韩琦尺牍》一卷为同一札。

历代的书画鉴藏著录对韩琦墨迹在记载原本就少，传世真迹更是寥寥无几。高士奇在此札的跋中就感叹“忠献定策两朝，典政最久，疑于翰墨之事，不复留意。”在清初，韩琦墨迹就难得一见，更何况是二百多年后的今天。贵州省博物馆所藏《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流藏清晰，保存较完好，是现今已知的韩琦唯一的存世墨迹。北宋法书墨迹传世屈指可数，韩琦此札即在其列，珍贵性可见一斑。尤其是《信宿帖》，更是见证了欧阳修的《昼锦堂记》这一传世名篇的写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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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恒，历史学硕士，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9期，第95-105页。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

^[1] 班惟志的跋中有“同坐郝时叔、王景平、赵季文”一句，可知三人为同鉴赏者。杨敬德题有二跋、高士奇题二跋，其余每人题一跋。故十四位鉴赏者，有十一位人题了十三段跋文。

^[2] （元）刘仁初编:《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务本堂刻本，转引至黄仕生《元代科举文献三种发覆》,《文献》，2003年第1期。

^[3]李修生主编:《全元文》58册，江苏：凤凰出版集团，2004年，第718页。

^[4]李修生主编:《全元文》52册，江苏：凤凰出版集团，2004年，第64页。

^[5]李修生主编:《全元文》46册，江苏：凤凰出版集团，2004年，第218页。

^[6]李修生主编:《全元文》36册，江苏：凤凰出版集团，2004年，第198页。

^[7]李修生主编:《全元文》46册，江苏：凤凰出版集团，2004年，第250页。

^[8]（明）宋濂等撰:《元史·列传第八十一·忠义二》第一百九十四卷，中华书局，2000年，第2939页。

^[9]（清）黄瑞、（民国）黄棻校正：《台州金石录》卷十三，嘉业堂丛书，吴兴刘氏藏本影印。

^[11]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52册，江苏：凤凰出版集团，2004年，第487-488页。

^[12]（元）黄溍：《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明里帖木儿）神道碑[铭]》，《黄溍全集》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91-692页。

^[13]（元）黄溍:《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明里帖木儿）神道碑[铭]》，《黄溍全集》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92页。

^[14]（元）黄溍:《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明里帖木儿）神道碑[铭]》，《黄溍全集》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92页。

^[15]（元）黄溍:《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明里帖木儿）神道碑[铭]》，《黄溍全集》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91页。

^[16]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7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6页。

^[17]（明）宋濂等撰:《元史·列传第三十七》卷一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58页。

^[18]（明）宋濂等撰:《元史·列传第三十九》卷一百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00页。

^[19]（元）黄溍:《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明里帖木儿）神道碑[铭]》，《黄溍全集》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92页。

^[20]（民国）柯绍:《新元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儒林二》，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第449页。

^[21]（明）宋濂等撰:《元史·列传第七十五》卷一百八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80页。

^[22]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绘画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28页。

^[23]（清）高士奇:《江村书画目》，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1073页。

^[24]（清）高士奇:《江村书画目》，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1073-1074页。

^[25]参见李万康、谭丹莉:《高士奇<江村书画目>研究》，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6期。

^[26]王杰等撰：《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藏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0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27]启功:《启功题跋书画碑帖选》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28]陆蓓容:《王鸿绪尺牍考释——管窥清代书画鉴藏史》上，载于《新美术》，2019年第3期。

^[29]参见除邦达:《溥仪赏溥杰书画目》，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12月，第86、136页。

^[30]参见《北宋韩琦楷书信札》档案，贵州省博物馆藏。

^[31]参见《北宋韩琦楷书信札》档案，贵州省博物馆藏。

^[32] ]此二帖在《式古堂书画汇考》中前帖名《小恳帖》，后帖名《信宿帖》，《大观录》中又将《信宿帖》称《叙谢帖》。

^[33]参见（明）朱存理:《铁网珊瑚》，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512-513页。

^[34]参见（清）汴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319页。

^[35] ]参见（清）吴升:《大观录》，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

^[36]参见（清）王原祁等编:《佩文斋书画谱》第七十六卷，清康熙四十七年内府刻本。

^[37] 参与（清）梁诗正、张照等撰:《石渠宝笈》初编，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6-191页。

^[38] 参见（清）梁诗正等编:《三希堂法帖》第八册，民国三年拓本影印。

^[39] （明）朱存理:《铁网珊瑚》，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513页。

^[40] （清）汴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319页。

^[41] （清）吴升:《大观录》，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

^[42] （清）梁诗正等编:《三希堂法帖》第八册，民国三年拓本影印。

^[43] （清）吴升:《大观录》，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