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李飞：家事与国事：关于贵州遵义出土《杨文神道碑》的几个问题

摘  要：1972年出土于遵义高坪“土司”墓地的《杨文神道碑》，是一篇研究宋蒙战史（叙及杨氏六次北上抗蒙的事迹及“斡腹之防”海龙囤的创建）与杨氏祖源（宣称祖上来自汉地）的重要文献。该碑至迟在1291年即被毁，志文亦湮灭于世。本文结合神道碑的出土情景、志文内容和文献记载指出：其一，神道碑是被杨氏后人在1275-1291年间有意摧毁的，以表达“忠宋”（1275-1276）或“顺元”（1276-1291）的动机。其二，首次考证出志文作者应是南宋抗蒙重臣朱禩孙（1214-1280），其在德祐元年（1275）四月的降元变节，可能是碑刻被毁、志文湮灭的重要原因（“忠宋”）。其三，杨氏之先应为当地土著僚人，其源自山西太原的祖源叙事并不可靠。其四，在宋元更迭的历史时刻，对一通夸耀宋廷及贬损蒙廷的敏感碑刻的处理，折射了边地“土司”的生存抉择，以及边缘族群融入华夏核心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土司；祖源；抗蒙；认同

1972年发现的南宋播州“土司”杨文（1220-1265）神道碑，出土前即已被毁作数段。其铭文是一篇研究宋蒙战史与杨氏祖源的重要文献，却与杨氏的其他同类碑志如《杨汉英神道碑》与《忠烈庙碑》不同，并不见载于传世文献，亦未被杨氏后人所提及^[1]。石碑连同其内容的长期“淹灭于世”，乃有意之举，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展示了边地人群与华夏正朔之间的积极互动，及其融入华夏核心的历史进程。

一、出土情况

贵州遵义，古称播州，自唐末至明末，由自称祖籍太原的杨氏世袭统领。杨文乃播州杨氏第15世土官，官至播州安抚使。其墓位于遵义市汇川区高坪街道办事处西约1.2千米的“衙院”。高坪墓地是目前已知的播州杨氏六大墓地之一（余为皇坟嘴、赵家坝、新蒲、桃溪寺和团溪墓地），其中葬有15世杨文、22世杨昇、24世杨纲、26世杨爱与28世杨相等播州5任“土司”。民国《续遵义府志》最先记载了这处墓地。文曰：

明杨氏祖墓，在遵义县北高坪广福寺后。相传为杨氏押罪犯处，实杨氏祖坟也。最上一层四函偏右，每函约丈余宽，其顶篷刻有日月星辰；其旁立石板一丈余宽，高约八九尺；其门额横石，四方起轮；门有枢，年久始仆。次一层亦四函偏左，石片上雕刻之工无异。初层牧竖均能出入。下一层有二三函，则差池不齐。是坟树者外立一碑，刻‘明诰封播郡夫人张氏墓’。又一碑，在广福寺后墙外荒草中，刻有骠骑将军字样^[2]。

该文献记录了当时（1936年前）即已露头的3座墓葬（一层为一座，一函为一室，稍有舛误）。1953年3月，时之高坪区修建粮食仓库，取附近墓上石料为基础，从中掘获一批金银器。次年7月，贵州省博物馆罗会仁等对被盗墓葬进行了调查，并留下了珍贵的调查记录^[3]。1972年3月，贵州省博物考古组对该墓地进行了初步清理，确认了其中4座墓葬的墓主身份（杨相除外），随即在《文物》杂志发表了清理简报^[4]。

图一  杨文墓平剖面图（据简报图及现状改绘）

1.金花片  2.铁棺钉  3.田氏墓志铭  4.杨文神道碑（下段）

其中的杨文墓，是一座三室并列的大型石室墓，文居中，正妻田氏居其右，左室应葬其妾（图一）。囿于条件，当时并未对可能存在的腰坑进行清理。2003年初，该墓的中、右两室的腰坑被盗，各出石质镇墓券一方^[5]。结合新出材料、1972年出土的田氏墓志铭及宋濂所撰《杨氏家传》^[6]，可明确三事：（1）该墓建于宋咸淳三年（1267）二月；（2）杨文生于宋嘉定十三年（1220），卒于宋咸淳元年（1265），享年45岁；（3）其妻田氏（清慧）生于宋绍定三年（1230），卒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十月，“辛卯（1291）八月之壬申（初八日），祔于郡高平未山之原，观察公茔之右”。即文卒于宋末，墓成于死后两年，妻田氏卒于元。

神道碑原立于杨文墓前，出土时已残作数段，各置一边，由此复原的石碑高约185、残宽129～132、厚7厘米，残存文字37列（每列约71字）。1972年发掘时，仅获该碑的中、下两段。据简报：中段残高56、残宽129厘米，残存570余字，出土于“中室外填土中”；下段残高94、残宽132厘米，残存1200余字，“作东室东门扉的封门石用”，即为田氏墓门的封门石。1978年10月，调查者复于墓地发现该碑的第三段（上段），“被用作封门石，文字略少于中截，当时（引者按：指发掘时）未被发现”。上段共存文字36列约360字，据此推测的尺寸为：残高约35、残宽129厘米^[7]。

据此，所发现的碎块，是碑右（按文字书写顺序）之上、中、下三段，乃志文的前半部分，载有“铭”及落款的左侧残碑仍未见，知该碑至少被毁作四段以上（图二）。限于当时的运输条件，陆续发现的三块残碑均被暂时移存当地百姓家，今俱下落不明。值得注意的是，石碑已知的上、中、下三段，中段出自文墓前的填土中，略当原址；上、下两段则俱用作封门石，其中体量最大的下段明确系正妻田氏墓的封门石，上段未详，推测亦然。从墓葬平面图看（图一），用作封门石的下段，紧贴墓门，放置有序，必是田氏入葬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八月初八日即被杨氏后人有意措置于此。从模糊的拓片照片看（图二），部分文字也有被锤砸的痕迹。种种迹象显示，记录杨文一生功业的神道碑，在其妻田氏下葬之时（1291）或稍早即已被杨文后人有意砸毁，并不复被后人提及。

是何原因令杨氏后人行此“不孝”之举？尚需回到志文内容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予以考察。

图二  杨文神道碑拓本照片（中、下段）

二、志文考释

《杨文神道碑》残块陆续出土后，参与其事者根据各自抄文，又有两版较简报为详的释文行世，目前共有三种释文可考^[8]。但各家释文均有缺憾，更为遗憾的是，原碑连同拓本今俱已无存。鉴于该碑的重要性，兹依原始发掘记录^[9]，参以各家释文，将其重读如下，以便学界使用与后文讨论（段落为引者所分）：

予尝考《禹贡》，播州乃荆州之域。在春秋则隶巴子国，为翼轸分野。唐□□□□□□□□□□□□，其奉朝贡为刺史，则先在武德也。其奉特命袭爵，则开元也。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其功始著。五季乱，天日离隔，杨氏世守其土」。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平邕广之侬智高。十世祖昭，被旨讨泸，□□□□□□□□□□□□归职方」。圣天子嘉之，授礼宾使，许以世守。自祖入播，以迄于君，凡十有五世。□□□□□□□□□□□□，以恩结诸蛮，积累已久。

绍定间（引者按：1228-1233，下同。揆诸史籍，事在端平二年，即1235年，非绍定），赵公制垣彦呐建梱，蜀事正棘。忠显奏闻于朝，欲以」其子文承袭守土，身帅将士，移阃效驰驱。得旨旌其忠，而许之特□□□□□□□□□□□，转中亮大夫、御使、抚使、开国上将军。解青原之围，剿白水之溃，多赖忠显之力。方叔屏□」山樊□□。士大夫自巴蜀相过者，皆言杨君文数十年救蜀之功，宅家□□□□□□□□□。正音问阻隔，忽播州吏卒踵门，则云：郡统、御使、抚使、上将军已为古人，今其子见知播州」。状其行实，求予言，以铭其墓。予以其累世忠孝，护我巴蜀边陲。杨君文□□□□□□□□。巴蜀，吾乡国也，杨君勋在吾乡，义不得辞，乃掇其行实以书之：

君讳文，字全斌。本系出唐虞」之后，伯侨食采于杨，子孙因氏焉。汉以来聚族会稽，至鼻祖端，始入□□□□□□□□于巴蜀之南鄙，近接珍、涪、南平、施、黔，远通湖北之沅、靖，及广右之邕、宜等处。播乃我」国家藩屏也，予家青□以下，号天下大峨山，尚羁贯时，杨播州间岁必□□□□□□□□荐芗福，皆意其惠。当忠烈御郡时，士类羽流，皆称其乐善而种德，喜儒而好礼。最是寓兵于」农，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有古规模。自忠烈至忠显，世守疆场，久□□□□□□□高，人物瓌伟。其生也，和政郡夫人得异梦，殆与释氏抱送之祥相符。其祖忠烈钟爱，常抱置膝」上。自入小学，性资敏慧，记诵即了其义。其师为诵《诸侯章》及《保社稷》，和□□□曰：“诸侯之孝，自有大体。初不存乎三牲之养。”上侍忠烈暨忠显，以至两世慈亲，惟以色难、养志为孝。奉旨」甘，问安寝，皆得其懽心。忠烈及忠显尝面命之曰：“吾家自唐守播，至□□□以迄于今日，杨氏累世恪守忠节。吾老矣，勉继吾志，勿堕家声。世世子孙，不离忠孝二字。”君领郡，式遵家法」，□于农隙之时作新政，教以坐作进退。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民两利，乐为之用。

嘉熙间（1237-1240），虏酋达罕（引者按：即《元史·塔海传》之“塔海”）举兵饮江，制使彭君大雅调播军戍江面。君即禀命忠显，委总管赵暹领步骑三千」，拒虏于石洞峡。□□帅宣叶力剿遏。寻迁武德郎，閤门祗侯。岁癸卯（淳祐三年，1243），忠显即世。君哀慕摧毁，有诏夺情，强起授职。淳祐六年（1245），以累次功赏转武功大夫，閤门宣赞舍人。纶词褒拂，甚」□□宠。

制使余君玠奉命建阃，时蜀事转亟，君条陈保蜀三策，献之制使曰：“连年虏寇如蹈无人之境，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莫若进司利、阆之间，节次经理三关，为久驻计，此为上」策。今纵未能大举，莫若于诸路险要去处，众□城筑，以为根柢，此为中策。至于保一江以自守，敌去敌来，纵其所之，此为下策。若夫意外之忧，近年西蕃部落为贼所诱，势必绕雪」外以图云南，由云南以并吞蛮部，阚邕广，窥我沅靖，则后户斡腹为患。”不意君数十语，实切于今日料敌之奇策。蜀相前后连筑诸城，若兵若民，始有驻足之地。君发明之力居多」。

淳祐戊申（八年，1248），制使调雄威步骑三千，由碉门出雪外。遇虏于岩州之马鞍山，三战三捷，擒贼酋秃懑于大渡河。捷闻，升职环卫。

淳祐辛亥（十一年，1251），制使余君欲捣汉中，君承阃令，选锐卒五千，命」总管赵寅领之。首战于罗村，再战于梢子头，三战于西县，皆我军贾勇先登，俘获颇众。余帅当时亲书“忠勇赵寅”之旗以旌之」。天朝擢寅，君不□□功，以回授祖刘封通安郡夫人。训词略曰：“文之有功□也，其诸孝也。”君谓吾家有敌忾之勋，皆忠显基之，遂请于」朝，觐□□恩霈□□光前，恩诏奖谕」，赐庙忠显，领两□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加封威灵侯，又照四戎司例，升雄威为御前军，给五军统帅印。边屯之得升为御前军者，始此。

淳祐壬子（十二年，1252），虏前铁骑火鲁赤寇蜀之嘉定，为」四川巨镇，顺势□重。余帅急调其赴援。君选马步五千，委总管田万部□，从间道攻凌云，播军周夜袭贼过江。嘉定一城，唯万山、必胜两堡最要。专以播军任责，我军以强弩射中粉」青，一大酋应弦而倒。诸军相继，贾勇获胜，重围遂解。特授右武大夫。盖自累年以来，谍者屡报：鞑虏有斡腹之谋，由攻大理、善阐、特磨，以寇邕、筦。十余年间，□□□朝□议，欲设备广西」者不一，□东关右□，道取沅靖之说。

岁甲寅（宝祐二年，1254），谍者又报：鞑虏已破大理，将□道首攻南播，以捣我沅靖。予正居军席，谓此路无瘴，心甚忧之。犹幸有杨君父子，忠孝夙著，必能护此一方」。遂亲作御鞑四策：一曰待敌，不可轻战；二曰保山险，不可散居平地；三曰用夜劫，不可昼战；四曰收聚粮食，毋以资敌。其□则以诸国唇齿相依，利害相关，平日不可各分彼此，缓急」必须相为之救援。宣蜀阃镂此榜文，首以达之思、播二郡。又遍及诸蛮部□。杨君智识过人，深以此说为是。见之施行，且用心结纳诸蛮部，使不为鞑用。

宝祐乙卯（三年，1255），大使李公曾伯宣威」蜀道，贼酋买住䚟（引者按：据其音，似为《元史》卷120所载之“抹兀答儿”，但据《元史·兀良哈台传》，分道入寇的是“铁哥带儿”）□□分道入寇，自乌蒙渡马湖，入宣化。宣阃劄调我军助战。君委其弟大声，提步骑五千赴调，出奇九战九捷，立获阿狸等人。捷闻于」朝，特转左武大夫。是时，鞑入大理，迫近乌琐、罗鬼，拒播不远。制阃移书勉其□，君复书曰：“此虏势必遣一溜向特磨（引者按：特磨道，今云南广南一带），以窥我邕广；遣一溜出罗鬼，以窥我南鄙。虏势得合，非特蜀事岌」岌，而湖广凛凛矣。”君之此言，可谓精于料敌，其中事机。制使蒲君以其事闻，被」□□遣中使宣谕，押赐凤樽、金钟、金盏、绫锦等物，令漕宪赵定应、幕参冉从周，深入诸蛮宣布」上意，兼授以杀贼方略，始得贼虏盘泊大理等情状。自是置定北诸仓，以储军粮；创安南诸寨，以扼贼冲。申儆军实，遴选人才，除械器，明间谍，护斥候，常如虏至」。

宝祐丁巳（五年，1257），虏酋悟浪葛䚟（引者按：酋名《简报》仅得一“䚟”字；《文物志》作“惕滚葛䚟”；《墓志》作“恨浪䚟”。合而观之，应为“悟浪葛䚟”，即元将“兀良哈台”之音转）出大理，由卜卤、乌琐以攻罗鬼。杨君具以实闻」，上忧之，乃□命今节使两府吕公文德驻黄坪。既而播军于阆中生致贼之头目胡撒桂者」。御笔：“杨文，国之藩篱，斡腹之防，正赖其力□援。转两官，可特与转符节使。”吕公与杨君相会，面言当为申」朝廷，行下□□□制阃，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我且驻黄坪，以蔽沅靖。于是筑龙岩新城。既而两府御使吕公，偕杨君深□□□，□酋勃先率诸酋跪马□□□□□来，南蛮部复□矣」。两府节使吕公谕以朝廷恩意，勃先□□，赐以金帛、袍□、笏有差。贳其从前□□□□□。未几，蒙酋□□入寇蜀□□□□□□□投□而起。□」……

碑志中的部分史事，可与《宋史全文》《宋史》《元史》及《杨氏家传》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对勘。笼统而言，志文所叙包含了杨氏的家世以及杨文一生最得意的功业——抗蒙两大内容，即“家事”与“国事”两端，系“家势”于“国势”之中。以下分别讨论。

三、杨氏祖源

在《杨文神道碑》之前，出土的《杨粲墓志铭》亦约略叙及杨氏家世，但志文残损且语焉不详^[10]，故而《杨文神道碑》是目前所见的出土与传世史籍中，对播州杨氏的家世有清晰记录的最早文献。该碑所记的家世，包括杨文的祖源（始祖杨端）、近祖（杨实与杨昭）和祖考（祖粲父价）三个方面，第一次明确宣称其始祖为唐末太原人杨端。在此之后，经由元人程钜夫《忠烈庙碑》，明初宋濂的《元史·杨赛因不花传》与《杨氏家传》的补充与润饰，杨氏的家世逐渐明晰（图三）。后三种文献，被杨氏后人奉为祖源叙事之圭臬，于墓志中言及先世时多称“官伐行绩，载诸世家及宋濂所著《家传》传世者，此不泛述”（《杨昇墓志铭》），又“观太史公宋先生濂所著之书”（《杨炯墓志铭》），或“按程文宪公钜夫所撰《忠烈公庙碑》及宋翰林景濂所著《家传》”（《杨纲墓志铭》）云云；而“滥觞之作”《杨文神道碑》却不再被提及，十分蹊跷。

元人程钜夫大德七年（1303）所撰《忠烈庙碑》称：“宋嘉定六年，高祖忠烈公（引者按：即杨粲）始考典礼，建家庙，以祀五世。奉太师公（引者按：即杨端）为始祖，百世不迁，余则有夹室以奉祧主。”明确奉杨端为始祖是杨粲在嘉定六年（1213）所为。这是杨氏祖源重构的起点，而后不断调适，于明初定型。宋濂在其所撰的《元史》中，将杨赛因不花（杨汉英）纳入列传，更使杨氏的祖源叙事从家族叙事上升为国家叙事，其“华夏”身份得到普遍认同。

然而，杨端其人是否真实，尚存疑问。如图三所示，在杨氏的家世中，贵迁是首位被同时期“华夏”文献记录的杨氏先祖，之后的光震至杨轸六世，亦均有载，当可据信^[11]。而自杨粲以降，除文献记载外，又可佐之以考古发现，诸人均确凿。要之，贵迁以降，为信史；贵迁之前，则当细审。

以贵迁为节点，在其之前，关于杨氏的祖源，存有明暗三条线索：杨端之裔、杨业支系为明，本土土著牧南、部射之裔为暗。《杨文神道碑》载：“宣宗末年，大理（南诏之误）举兵，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其功始著。五季乱，天日离隔，杨氏世守其土”；而杨氏“本系出唐虞之后，伯侨食采于杨，子孙因氏焉。汉以来聚族会稽，至鼻祖端，始入”云云。其下8字，大抵是始入长安，奉诏复播之类的残损。对此，《忠烈庙碑》曰：“杨氏系本太原，唐乾符初赠太师讳端者，宦游会稽，后客长安。适南诏䧟播州，大为边患。有旨募能安疆场者，太师慨然自效，遂命为将，以复播州。威畅恩融，夷夏畏服。因领其郡，是为播州杨氏始祖。五季俶扰，众推其子孙世守。”其意相仿，均言杨氏本出于晋，而后聚族会稽（或杨端宦游于此），再入长安，适逢南诏陷播，端奉诏复播，遂世居此土。

图三  播州杨氏世系简表

（据《杨氏家传》及相关考古发现整理）

“本系出唐虞之后，伯侨食采于杨”，是天下众杨的模式化祖源叙事，《汉书·扬雄传》即载“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12]。这是播州杨氏将端祖系于太原之根由。而“聚族会稽”，则隐含着宋室南渡，政治中心东南移的历史情境，表明播州杨氏的祖源书写不会早于南宋，可与《忠烈庙碑》杨粲于嘉定六年（1213）奉杨端为始祖的记载相互验证。两碑所记杨端入播的背景相同，即南诏陷播，但入播时间则不同，神道碑作“宣宗末年，大理举兵”，庙碑作“乾符初”，后者成为其后叙事的主流，《家传》进一步明确为“乾符三年（876）”。揆诸史籍，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南诏确曾陷播，但次年（860）十月即被安南都护李鄠收复^[13]。而乾符年间，播州无战，有的只是僚人与罗闽（后之水西安氏之族）族群的摩擦。杨端其人其事在《杨文神道碑》前，“华夏”文献未着一笔。很显然，杨氏在南宋晚期开始的祖源重构中，假借了唐与南诏之战的“华夏历史记忆”，将由其代表的僚人族群系于唐（“华夏”），而将罗闽归于南诏（“蛮夷”），以此彰显其“华夏”血缘及其正义性^[14]。约半个世纪后面世的《忠烈庙碑》进而出现了一种新的祖源叙事：“五传至昭，而无子。邻郡帅充广，寔太原旧族，赠中书令业之孙，郑州防御使延朗之子，来与通谱，命其子贵迁为昭嗣，且授以家藏翰林杨大年所草中书令及莫州刺史制诰二通。自是太原之族复合，而守播者乃公之后。”将确凿的祖先杨贵迁，系于彼时已广为流传的杨家将故事的主角宋将杨业之后^[15]，然杨业并无名“允广”之孙，贵迁之所以为“允广”之子，当因其有孙名“文广”故（图三），即以杨氏世系嫁接于杨业世系之上，并对其进行了修改。究其因，当是入元之后，杨氏崇高的政治地位要求其另寻一位尊贵且真实的华夏祖先予以加持。二杨之说，谭其骧先生已俱证其伪^[16]。此系王明珂先生所谓华夏“英雄徙边记”的模式化叙事，《史记》与《汉书》所载之“庄蹻王滇”故事即其例，乃华夏边缘人群融入华夏核心的惯用祖源叙事，多出于虚构^[17]。

值得注意的是，杨端之后，出现了“牧南”“部射”等极具民族色彩的先祖名，其中“牧南”一名与该区域内同一时期的僚人首领“木泰”“木柜”“木攀”及“穆獠”等相近，表明杨氏之先亦应为僚人，而这才是其真实的祖源。神道碑又记，至“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平邕广之侬智高。十世祖昭，被旨讨泸”，重新用回“汉名”，但其世系与《家传》《忠烈庙碑》所载均不合（图三），且据史籍，讨泸叙与平侬智高均发生在贵迁时。后出的《家传》称杨实之时“宋太祖受命”，调整为北宋初人，前置约百年。世系的混乱，表明杨氏的祖源叙事在宋元之际仍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中，杨实、杨昭之时（北宋初），乃其有汉姓（杨）之始。

唐宋时期夹在中原王朝（唐宋）与割据政权（南诏大理）之间的播州杨氏，在其南宋晚期开始的祖源重构中，选择唐人杨端与宋人杨业为其攀附的对象（而非南诏或大理之英雄），实质上反映了原本出身“蛮夷”的杨氏对华夏的认同及其对唐宋正朔的尊奉。倚重中原王朝，才是华夏周边族群安身立命之根本，因此在宋蒙对峙中，杨氏选择了偏安一隅的南宋阵营，并成为“国之藩篱”。

四、宋蒙战史

宋元之际（1235-1279），蒙古与南宋之间爆发了全面而旷日持久的战事，是为“国事”。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双方在四川、京湖、两淮三地对峙，宣称“华夏”的播州杨氏，积极参与南宋的抗蒙活动，并多有北上抗蒙救蜀之举，故碑志云“士大夫自巴蜀相过者，皆言杨君文数十年救蜀之功”。淳祐十二年（1252）九月起，蒙军采取长距离奔袭大理，并以此为基地迂回包抄南宋的“斡腹之谋”，川南、思播、广西一线遂成前沿。此时，播州杨氏在京湖帅臣与思州土官的帮助下，开始在播土据险筑城，并向西联结摇摆中的罗鬼（又称罗氏、罗氏鬼国或罗闽）为援。此外，杨文还多次为四川防务献言献策，提出“保蜀三策”等防御建议。对此，《杨文神道碑》有清晰的记载。

志文记载了杨氏六次北上抗蒙救蜀之举，结合《家传》及相关史籍，勾勒如下：（1）端平二年（1235）秋，沔州（今陕西略阳）之战。时赵彦呐为四川制置使，“解青原之围，剿白水之溃，多赖忠显（即杨价）之力”。《家传》称播州派兵五千，戍蜀口。（2）嘉熙二年（1238）秋，塔海攻蜀，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调播军三千，戍守重庆东北的石洞峡（今铜锣峡），控扼长江。（3）淳祐八年（1248）冬，为阻遏蒙军自川西南下，余玠派余兴西征，播兵三千与俱，从碉门（今四川雅安）出雪外。在岩州（今四川泸定县北）马鞍山与蒙军战，擒蒙将秃懑于大渡河。（4）淳祐十一年（1251），余玠北伐汉中，播军选锐卒五千同征。首战于罗村，再战于梢子头，三战于西县（今陕西勉县西）。（5）淳祐十二年（1252）冬，嘉定（今四川乐山）之战。蒙将火鲁赤来攻，余玠调播兵五千赴援，经凌云山（即九顶山）渡岷江入嘉定，解其围。（6）宝祐三年（1255），蒙将兀良哈台乌蒙（今云南昭通），渡马湖（金沙江），制置使李曾伯调播军五千往援，擒获阿狸等人。之后的宝祐五年（1257），播军还“于阆中生致贼之头目胡撒桂者”。历次战事，均应为可靠的历史^[18]。

余玠治蜀时，杨文曾条陈“保蜀三策”：进司利阆，却敌关外为上策；据险筑城，以为根柢为中策；退守长江，纵敌去来为下策。玠取其中策。杨文还认为蒙军若真采取“斡腹之谋”则为“意外之忧”，一旦云南沦陷，蒙军便可“阚邕广，窥我沅靖，则后户斡腹为患”。又致函四川制置使蒲择之：“斡腹”蒙军可能兵分两路，“遣一溜向特磨（今云南广南），以窥我邕广；遣一溜出罗鬼，以窥我南鄙。虏势得合，非特蜀事岌岌，而湖广凛凛矣”。其间还曾“用心结纳诸蛮部，使不为鞑用”，并令幕参冉从周等，“深入诸蛮宣布上意，兼授以杀贼方略”，积极贯彻宋廷“结纳诸蛮”的“斡腹之防”，可谓殚精竭力。

宝祐五年（1257），兀良哈台可能东进攻罗鬼的传闻再起。十月，吕文德奉诏入播，与杨文相晤，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我且驻黄坪，以蔽沅靖。于是筑龙岩新城”。这是所有文献中唯一明确记载海龙囤（即龙岩新城）始建年代与修筑背景的，即宋宝祐五年（1257），为防御大理蒙军，京湖帅臣与播州杨氏（可能还有思州田氏）一起修筑了该山城，以作“斡腹之防”。

北上抗蒙、出谋划策、据播筑城、结纳诸蛮，播州杨氏积极投身到宋廷的抗蒙活动中，努力将杨氏的“家势”系于南宋的“国势”之中。

五、撰者考略

家事与国事，融汇在一篇撰者不明的碑志中。从志文字里行间透露的些许信息，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我们认为碑志的作者应是“号为儒者知兵”的南宋抗蒙重臣，阆州（治今四川阆中）人朱禩孙（1214-1280）。

首先，碑志作者为川籍南宋军人。志文提到：“巴蜀，吾乡国也，杨君勋在吾乡”，“予家青□以下，号天下大峨山”云云，知作者为蜀人。宋人楼钥（1137-1213）《饯李君亮著作守眉山分韵得翠字》诗有“天下大峨山，雄秀盘厚地”句，“大峨山”与“眉山”俱在蜀。又曰：宝祐二年（1254），“予正居军席”，听闻蒙军破大理而忧心忡忡，“遂亲作御鞑四策”，“宣蜀阃镂此榜文，首以达之思、播二郡”。考宝祐二年（1254）七月，李曾伯接掌四川，朱禩孙随其自荆入蜀，时间正合。之后朱氏“以太社令从掌机务，代李公巡边犒帅，与诸将款曲交欢”，也唯有如此身份，方能作策并宣蜀阃（四川制置司）传达思播。

其次，碑志作者亲历宋蒙战事，并与杨文惺惺相惜。作者对战事的熟稔程度，已流露于对杨氏数度救蜀的描述中，除个别早期事件稍有偏差（如误记端平为绍定，表明其对早期战事不熟）外，其余均与史实扣合。宝祐二年（1254）起，作者“居军席”而亲历战事，所记知事与《宋史全文》等文献所载者均相合。朱禩孙后来知泸州兼潼川府路安抚使，于泸叙阻击大理蒙军，并筑兴文凌霄城。《宋史全文》宝祐五年（1257）九月条记：“戊辰，上曰：‘蒲择之奏，鞑侵罗氏鬼国，不可不为之备。’元凤奏：‘择之报，已多调兵往潼川，如鞑侵罗鬼，则邀其后。又札播州严备。令更下康湖诸处严作措置。’上曰：‘可。’甲戌，上曰：‘播州乞兵，想事势颇急。’元凤奏：‘此亦机会，不可不亟与调遣。’上曰：‘当令夹击。’元凤奏：‘昨已令朱禩孙袭其后，吕文德遏其前，此即圣训所谓夹击也。’上然之。”^[19]这段对话反映了在面对共同的“敌人”大理蒙军时泸叙与播州互为犄角的关系，并透露朱禩孙与杨文进而建立密切关系的可能。宋蒙战争中，杨文曾向余玠献“保蜀三策”，作者评论道：“实切于今日料敌之奇策”，蜀连筑诸城而无虞，“君发明之力居多”。而后作者亲作“御鞑四策”传至播州，杨文亦“深以此说为是”，并“见之施行”。二人惺惺相惜之情可见。相知，共事，权重，能文，朱禩孙被杨文后人求言“以铭其墓”便在情理之中。

第三，关于碑志的撰写时间。志文称吕文德（？-1269）为“今节使两府”，表明彼时文德尚健在，故此文当撰于杨文卒后而文德卒前（1265-1269）。据考，此时朱禩孙正在知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或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治今湖北黄冈）任上，两地均距播较远，符合志文所描述的“正音问阻隔，忽播州吏卒踵门”，告知“上将军已为古人”的情境^[20]。

综上，志文所透露的撰者信息与朱禩孙其人其事高度契合，就目力所及，再无人比他更适合为杨文作传。而石碑与志文此后的遭遇（与朱氏其他诗文一样亡佚殆尽），亦可反证该文当出自禩孙之手。

六、毁碑原因

由上所述可知，《杨文神道碑》当撰于杨文死后的1265-1269年间（亦当立于此时），而至迟在文妻田氏下葬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八月初八日即被有意砸毁，其中部分被用作田墓的封门石。此时，恰逢宋元更迭的历史时刻，而杨氏正盛于播土，外人当不敢蹂践杨祖坟茔，此必是杨文后人有意为之。

杨氏后人为何要毁弃神道碑？简报作者将之系于宋元更迭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认为“这应是杨文的后人，在南宋亡后干的，原因可能是碑文记载了杨文生前曾参加宋王朝的抗元斗争的历史，而他的后人这时却因改朝换代，接受元朝的封赏，因此有意将碑砸断，并埋入地下”^[21]。即碑上大量杨氏从宋抗蒙的信息，令其后人在入元后深感不安。这一可能性是存在的。据载，建国之初，元廷即对宋蒙对峙时所遗留的大量抗蒙山城心有余悸，下令“撤毁”。《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正十五年（1278）八月，“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仪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从之。”^[22]除以元兵镇守的33所外，其余50所“悉数撤毁”，而且这一建议得以执行。这意味着杨氏为抗蒙而建的“龙岩新城”（海龙囤）亦可能在撤毁之列，神道碑应也难以幸免。

不过，《杨文神道碑》若确出自朱禩孙之手，则其被毁可能另有原因。据载，南宋抗蒙重臣朱禩孙最终“晚节不保”，在德祐元年（1275）四月降元，六月被宋廷施以“除名，籍其家”的惩处。至元十七年（1280）春，禩孙死于京师，随即又遭元廷“没入妻子为官奴婢，而籍其财”的重惩。大约正因这“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处境，令曾经显赫的朱禩孙在此后的正史与方志中均无传记，其诗文也几乎亡佚殆尽，留下的有关记载亦相当零散，以至今人对其生平事履竟知之不详^[23]。撰者的际遇为《杨文神道碑》的被毁，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的维度。事实上，与程钜夫所撰《忠烈庙碑》及袁桷所撰《杨汉英神道碑》尚载于籍，并被杨氏后人在此后的碑志中不时叙及不同，《杨文神道碑》在石碑消亡的同时，志文也一同湮灭于世，杨氏后人亦对此绝口不提。碑因人兴，亦因人亡。

在宋元二朝两次对朱禩孙“籍其家财”的重惩中，神道碑应毁于何时？据《元史·杨赛因不花传》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宋亡，世祖诏谕之，邦宪奉版籍内附”^[24]。《家传》则描摹了邦宪此时的复杂心境，称“邦宪捧诏，三日哭，奉表以播州、珍州、南平军三州之地降”。“三日哭”，刻划了杨氏对归依何处的内心挣扎。禩孙降元在先，邦宪降元在后，大约相隔了一年，因此时间上允许杨氏在降元前即做出毁碑的举动，以表达对禩孙的不齿以及对业已日薄西山的宋廷的忠顺。亦即神道碑最早可能毁于1275-1276年间。

毁碑的时间不同，毁碑的动机也不同：若毁于1275-1276年间，即朱禩孙降元后、杨氏降元前，因彼时宋室尚在，毁碑所表达的乃“忠宋”，是对汉文化的认同；若毁于1276-1291年间，即杨氏降元之后，而元廷下令“销毁”抗蒙遗迹，此时毁碑所表达的乃“顺元”，即对元廷的屈从。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出身“蛮夷”的杨氏至迟从杨粲主播的13世纪初即以“华夏”自居，对周边的其他“蛮夷”一向持鄙夷的态度并加以区隔；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覆灭的前夕，仍对民族色彩浓郁的水西安氏（罗氏之后）不甚友好。明人李化龙在《平播全书》中称：“安杨二氏，先世为敌国。安曾求亲，杨氏不从；求以女嫁之，亦不从。盖自负为太原诗礼旧家，而安为猡鬼，耻与同盟也。”^[25]于此便不难理解杨邦宪在归降于亦为“蛮夷”的元廷时“三日哭”的复杂心路。据《家传》及《元史·杨赛因不花传》记载，在降元前后，杨氏内部并不安宁。邦宪死时（卒于1285年），其子汉英方五岁，其母贞顺夫人田氏携其至上京见世祖于大安阁，赐名“赛因不花”。至元二十四年（1287），族党构乱，杀贞顺夫人。史籍并未交代族人构乱的原因，但从邦宪接元诏后的反应，结合杨氏奉唐宋为“华夏”之正朔的祖源构建来看，族人兴许是藉此表达对汉英母子与元廷过于“亲密”的不满（因此族人无由毁碑）。杨氏长期受汉文化所化，而当代表“华夏”正朔的宋廷衰亡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陈寅恪语），构乱也就在所难免。《杨文神道碑》通篇记蒙古为“虏”“贼”“鞑”或“鞑虏”，反应了杨氏对其发自内心的不认同。而与归附元廷时的阵痛不同，洪武五年（1372）杨铿未奉诏即内附于明，《杨铿墓志铭》称“臣附于我大国君，庶几杨氏宗祀勿替引之”，归顺的目的是存续宗族^[26]。此刻的坦然，在于元明有别，元为“鞑虏”而明乃“华夏”。

在宋元王朝的更迭中，伴随着认同的调适，以及家事与国事的考量，投射在一个边地“土司”的身上，展现为对一块承载着忠顺或忤逆的祖先碑志的处理，无论是为表达对碑志作者变节的不满以及对宋廷的忠顺，还是对元廷的顺从（而主动销毁“忤逆”之辞）以及与宋廷的割舍，都足以令一个家族做出毁碑之举，而朱禩孙的不堪无疑强化了杨氏毁碑的意愿，并终使此碑（连同志文）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毁碑的最终落脚点不外是为杨氏在世事的变迁中谋得更好的生存环境，以使“杨氏宗祀勿替引之”。

七、结语

《杨文神道碑》是一通约1265-1269年间立于播州“土司”杨文墓前记载其一生功业的碑志，至迟在1291年时，该碑被杨氏后人有意销毁，志文从此湮灭于世。毁碑可能发生在碑志作者南宋抗蒙重臣朱禩孙降元之后而杨氏降元之前的1275-1276年间，表达了杨氏对宋廷的忠顺及其所代表的华夏文化的认同；也可能发生在杨氏降元之后至杨文之妻田氏下葬前的1276-1291年间，此时销毁一通歌颂前朝（宋）却忤逆于当朝（元）的碑志，表达的是杨氏对元廷的屈从。毁碑的时间不同，动因也不同，但均反映了杨氏对强势中原王朝的态度。

出身“蛮夷”却宣称“华夏”的播州杨氏，选择唐宋华夏英雄为其祖源叙事中的先祖，表达了对华夏的认同以及对唐宋正朔的尊奉。宋元更迭，亦是“华夷”的正朔之争。此时，边地“土司”如何作出有利于“家势”的抉择，《杨文神道碑》的立与毁，给出了答案。故而从边地族群对一通普通家族碑志（家事）的态度中，可以看到国事的跌宕，以及认同的变迁。审时度势，主动调适，这是崛起于中国西南的杨氏家族在唐宋元明的更替中能够长存的重要原因（亦为中原王朝所乐见），由此演绎了华夏边缘人群积极融入华夏核心的家国故事。

作者简介：李飞，1976年8月生于云南昌宁。贵州省博物馆馆长，博士，研究馆员。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龙囤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综合研究》[批准号19AKG004]的阶段性成果。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第44-54页。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

^[1] 《忠烈庙碑》载（元）程钜夫（1249-1318）撰：《雪楼集》卷1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1、222页；《杨汉英神道碑》载（元）袁桷（1266—1327）撰：《清容居士集》卷2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8-351页。

^[2]（民国）赵恺、杨恩元纂：《续遵义府志》卷7《古迹》，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262页。

^[3] 资料现存贵州省博物馆。

^[4] 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

^[5] 刘世野：《杨文墓镇墓券》与《田清慧墓镇墓券》，《遵义县文物志》第二集，遵义：内部印行，2003年，第117、118页。

^[6] （明）宋濂：《杨氏家传》，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翰苑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59-968页。

^[7]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墓志选集》，内部印行，1986年，第10、11页。文末按语认为1972年出土的两截残碑均“散置杨文墓前的填土中”，误，按简报，中段出于墓前填土，下段为封门石。

^[8] 三种释文分别为：（1）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李衍垣先生释文）：（2）贵州省博物馆编：《贵州省墓志选集》，内部印行，1986年，第4-11页（据席克定、张定福、吴正光等先生1979年抄文）；（3）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遵义地区文物志》，内部印行，1984年，第77-79页（葛镇亚先生抄文）。

^[9] 由发掘领队李衍垣先生整理的原始发掘记录，含拓片照片与碑文识录等，资料现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0] 谭用中：《杨粲墓及其出土碑志考》，《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11] 参见罗克彬纂辑：《杨氏史籍编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1-106页。

^[12] （汉）班固：《汉书》卷87上《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513页。

^[1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9、250《唐纪六十五、六十六》（第17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6年，第8078、8091页。

^[14] 李飞：《夷夏之间：宋元明时期播州“土司”社会的整合》（未刊稿）。

^[15] （宋）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即称杨业及其子延昭（即延朗）“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参见《欧阳修散文全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1176页。

^[16] 谭其骧：《播州杨保考》，原文发表于《史地杂志》第1卷第4期，1941年；加后记再刊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17]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第79-93页。

^[18] 相关战史参见李天鸣：《宋元战史》，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年，第266、267、370、474、601页。

^[19] （元）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862页。

^[20] 朱禩孙其人其事，参见粟品孝：《南宋抗蒙重臣朱禩孙生平考》，《宋史研究论丛》2017年第1期。

^[21]  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

^[22] （明）宋濂等：《元史》卷10《世祖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4页。

^[23] 粟品孝：《南宋抗蒙重臣朱禩孙生平考》，《宋史研究论丛》2017年第1期。

^[24]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65《杨赛因不花》，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884页。

^[25]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4《杨监军》，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475页。

^[26]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遵义市新蒲明代播州土司杨铿墓》，《考古》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