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胡进：“百苗图”源流考略——以《黔苗图说》为范本

摘要：“百苗图”是历史背景较为复杂的一种反映贵州古代少数民族的地方文献，其版本众多。据考，它们是源自清人陈浩著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关于其母本的产生历史，学术界纷争不一。《黔苗图说》是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一部较为典型的百苗图册页。本文以它为例，试对“百苗图”的源流做一些考证。并认为其母本并非某一时代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而主要是利用许多地方文献的相关材料编纂成册。

关键词：百苗图；源流；黔苗图说

一

“百苗图”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种反映贵州古代少数民族的图文说本。严格讲，这还不是一个规范的科学名称，因为长期以来对其外延内涵缺乏统一认识。一般而言，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是指古代历史上产生的这一类图写本；“狭义”则是指“源自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一系列抄本的总称”。^① （杜薇：《论<百苗图咏>的史料价值》载《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本文所探讨的是狭义的“百苗图”。

据近年来有人粗略统计，国内外收藏的“百苗图”传抄本不下百种。^② （杨庭硕：《“百苗图”贵州现存抄本评述》载《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由于这些传抄本的抄成年代各不一致，许多都是抄本之传抄本，加之其传抄背景极为复杂，比如各传抄者的学术素养、艺术功力以及传抄意图等等各不相同，许多人在传抄过程中仅凭个人的认识或增或减，甚而改写改绘，因而“百苗图”可谓五花八门，纷然杂成。现存版本中很难见到完全相同的本子，它们的题名、版式、条目、图景、文字等等都有所差异。比如书名，就有《百苗图》《贵州少数民族图》《贵州民族》《百苗图咏》《黔省苗图》《苗蛮图册》《番苗画册》《黔苗图说》《柒拾贰苗全图》《黔苗图说四十幅》等；又如版式，从大的方面讲，就有册页（包括散页）、图本、条屏等；再如所记的族称条目，从几条到七八十条都有，甚至有上百条的；而绘图和附文，更是风格多样 ，优劣各别。“百苗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抄本都没有背景材料，如作者姓名、传抄时间、地点以及资料来源等等。长期以来，这些因素致使“百苗图”的历史定位游移未定。

《黔苗图说》是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的一本“百苗图”册页，据专家鉴定，属于较早时期抄本。此本内容比较完整，画图精美，文字工整，是“百苗图”中较为典型的文本。

《黔苗图说》为白宣纸蝴蝶装裱本册页，每页中缝对折，画心纵21.4厘米，横26.7厘米，共80页，分上下两册，各40页。封面为硬纸板裱龟背文锦，左上角竖题《黔苗图说》。内页一图一说，画图为中国设色画，兼工带写。绘有人物、山水、房屋、树木、桥梁等，反映贵州古代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婚丧习俗。图的空白处题写文字，每篇文字都用族称作为标题。标题大多是单立一行，也有直接作文句起首的。文字内容与画图意境基本贴切，绘画技艺娴熟，传神达意。文字以楷书为主，兼有行书，书体秀丽。从书画笔法分析，绘图、补景、作记应分别出自多人之手，而文字中有不少错别字，估计书写人的文化水平不高。

该册页无序跋、款识，仅在画页中钤有多枚印章。上册护页有“桐城姚氏藏书之印”，为四行宽边朱文方印，应是藏书章。每帧画页都钤有一至三枚印章，印文有朱文和白文，内容分别为张廷玉、廷玉、张启仙、绍渠、英伟、忠谦、青松白云、将勤补拙、乐此不疲、醉月主、琴书自虞（娱）、青松、寿松、云汉为章、松风、光霁、恨有私心、知之不殆、斋等等。张廷玉、廷玉、绍渠、张启仙、英伟可能是人名，其他应为文人闲章。印章大都钤于画中文字前后，偶有一两幅盖在画的右下角。所钤记的人名是否是缮写人的真名还有待考证。

笔者将《黔苗图说》与自己所能见到的“百苗图”十余个本子的相关资料进行过比较，虽然各种本子互有出入，但也不难看出，它们所记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从本子质量看，不管从族称条目的数量，或是绘图的艺术表现力，或者文字内容的完整性，包括装帧、残损程度等等方面比较，《黔苗图说》算得上是“百苗图”中的善本。本文以它为范本，试对“百苗图”的历史渊源及其源流作一些探讨。

二

《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早已佚失，我们对它的了解主要是依据清人李宗昉所著《黔记》中的记载，其云：“《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陈浩所作，闻有刻版，存藩署，今无存矣。田山薑《黔书》旧有三十种，兹图说较山薑为详，惜其言不雅训，拟暇时，更为润饰成文。” ^①（清 李宗昉：《黔记》卷四，光绪丙戌刻本） 李宗昉，字净远，号芝龄，江苏山阳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十八年以太子中允视学黔中，历时十个月。在贵州巡视期间，“以黔中文献隐失，府县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学校官访乡士大夫藏金石、图史、歌谣、志乘者”，加之“足所历与采访而得之者”，^②（清 李宗昉：《黔记·自序》卷四，光绪丙戌刻本） 著成《黔记》。其卷三专述贵州少数民族，共介绍有82种“苗”。这里的“苗”，实际是指历史上认知的贵州各民族和民族支系，也包括许多地方群体，甚至也有某一特殊人物的称谓。例如“女官”，本是指古代彝族土司正妻，却同其他“苗”一样，是单列一个条目来介绍的。

李宗昉在谈到《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时提到的田山薑即田雯，字子伦，号漪亭，自号山薑子，一作山薑，又号蒙斋，山东德州人，康熙五年（1666）进士，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任贵州巡抚，其间撰成《黔书》。《黔书》上卷有《苗蛮种类部落》和《苗俗》两篇，专门介绍贵州少数民族。前篇概述贵州少数民族的分布及各地土司的隶属关系；后篇列有29个条目，以族称为标题，分别记述这些族称的分布范围和风俗习惯等。有的条目是将2个或3个族称合为一条，加起来记有37个族称，而其前篇叙述提到仲家又分为补笼、卡尤、青仲等，《黔书》共列出近40个族称。这些族称在《黔记》中都是单列为一个条目来记述的。

陈浩，经历不详，只知其任过八寨理苗同知。八寨，地处黔南，明代时为八寨安抚司，清雍正八年（1730）置八寨厅，设理苗同知管理。民国三年八寨厅改为八寨县，三十年以丹江县大部分地方并入，更名丹寨县，今仍因之。根据八寨厅的行政建置和李宗昉《黔记》记载推断，陈浩应是乾隆至嘉庆年间人氏，《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也应该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将《黔苗图说》与李宗昉《黔记》相对照，文字内容基本相符，《黔记》中记述简略的条目，再参照田雯的《黔书》，相同条目的内容大体也合得起来。它们的记述形式完全一样，都是以族称列作条目来记载的。《黔记》记录有82种族称，《黔苗图说》有80种，只少了蔡家苗和清江黑苗两种，而这两种在其他“百苗图”本子中也多有记载，因而对我们的考证工作没有太大影响。

目前，我们只能通过李宗昉的记述对陈浩及《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有一个大略了解，并按其“惜其言不雅训，拟暇时，更为润饰成文”句理解，《黔记》中的资料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关系似乎不大。另外，也让人产生疑惑的是，“百苗图”中没有一个本子提到陈浩及《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既然如此，何以要说“百苗图”是源自《八十二种苗图并说》，这三者是什么关系，这些是我们应该澄清的。

三

表面上看，“百苗图”、《黔记》、《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通过对它们中的相关资料进行核对、考证，就会发现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我们来查证《黔记》和《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关系。虽然李宗昉没有很明确地承认所记内容是抄自陈浩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但是经过具体分析，还是能够推断出它们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第一，据查，现存嘉庆以前贵州地方志所记的贵州少数民族族称与李宗昉所记有联系的，全部加起来也只有60多种，其中有许多种仅仅只是一个族称，没有具体内容，只有陈浩记有82种，而李宗昉一下子增加到82种，总数刚好和陈浩的相同，这应该不是巧合。第二，《黔记》的82种族称基本都有具体内容，但李宗昉在贵州仅待了10个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果不是主要靠抄录而来，显然是不可信的。第三，如果《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真是“其言不雅训”，而且内容又与《黔记》无关，李宗昉完全没有必要在记述完82种族称之后，紧接着又将陈浩和他的著作介绍出来。这只能说明，李宗昉当时对《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又用又贬的心情是有矛盾的。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陈浩在李宗昉之前，就已参照田雯的《黔书》和其他地方文献对贵州少数民族做了较全面的分类，共列出了82种，并以图文形式加以记述。李宗昉只是在《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文字内容的基础上，也参考了田雯《黔书》等文献做了一些加工和调整。

其次，我们再谈谈《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与“百苗图”的关系。

陈浩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真实面目早已无人知晓，只是依据李宗昉的介绍，知道这是记录有82种族称，且有图有文的图册。仅凭这些，何以断定“百苗图”是源自《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抄本呢？据笔者综合一些学术观点并对相关材料做了一些考证，认为大概出于这些理由。第一，如上所述，根据李宗昉的阅历及其叙述中有意无意透露出的信息，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黔记》中的82种族称就是陈浩记述的。这样，也就能够依据《黔记》大致框定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文字内容。第二，“百苗图”虽然版本众多，参差不一，各本所记族称的数量也互有出入，但不管怎样变化，这些族称都在李宗昉记述的82种之内。“百苗图”中也不乏足本，记有82种，应属“百苗图”的标准文本，其中的族称与李宗昉列出的完全一样，文字内容也大致相同。在此还需作一点说明，也有极少数时代较晚的本子列有百种之多，但很明显是在这82种族称的基础上增加的，所增条目有拼凑之嫌，其学术价值不高。第三，“百苗图”的文字内容与李宗昉的记述大体相符。这一点笔者以《黔苗图说》为范本进行过核对，基本上得到证实。更值得一提的是，《黔记》中对田雯已有记述的条目只做略记，而《黔苗图说》的记述却很完整，与《黔书》的记载基本一致，这也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百苗图”的原本——《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文字内容的本来面貌。第四，再看“百苗图”的图景，虽然形式多样，构图各异，而表现的主题是基本一致的。例如白罗罗，各版本中的人物或站或坐，有群体，有个体，但图中都绘有茶箩，其表现的是白罗罗贩茶；又如木佬，表现的都是祭祀场面，且所用器具大致相同；再如洞崽苗，都是撑船渡水。如果再仔细核对各本中相同族称的图景，其主要人物的动作形态、衣饰容貌，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情况说明，各本的作者在传抄的过程中，只是依据所临母本做了一些改动，而它们的主题却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知，虽然《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原貌已经无从了解，但是，既然“百苗图”的文字内容通过李宗昉的《黔记》可以证实出自此处，自然而然，其图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便可理出三者的脉络关系，即“百苗图”和《黔记》卷三的记述都是出自于陈浩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只是李宗昉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明，而“百苗图”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只字不提母本，并且在辗转传抄过程中被随意改动。久而久之，其历史背景就显得更加错综复杂了。

鉴于“百苗图”驳杂纷纭，这让我们很难判定它们中的哪一个本子最符合陈浩的原本，而李宗昉的《黔记》是有确切年代的，其时代也与陈浩最接近。因此我们在研究“百苗图”的工作中，把《黔记》作为“百苗图”文字内容的工作底本，应该是可靠的。

四

“百苗图”源自《八十二种苗图并说》，而陈浩的图文资料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查清这个问题，对于评定“百苗图”的历史价值至关重要。笔者对《黔苗图说》做了一些初步研究，认为有一些线索是值得重视的。我们还是从“水仡佬”和“里民子”两个条目中都提到的“通志”谈起。水仡佬条中云：“五种之外，另添数种名色，乃照《通志》汇入”。里民子条亦云：“……以后诸苗，《通志》未载，皆近日相传，各色种类难分，采风者核续之十六种。”有观点认为，其中“通志”，“特指贵州各时期的省府州县地方志中的‘苗蛮志’”。^①（李汉林：《百苗图校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这里的“通志”应该是指《贵州通志》。

贵州明朝初正式建省，明清两代都数次编纂有《贵州通志》。明代通志中，现今流传下来的分别是弘治初成书的《贵州图经新志》，嘉靖时纂修的《贵州通志》和万历年间完成的《贵州通志》等。查对这些文献，即使《黔苗图说》中有的族称内容可在这些文献中找到一些原始记载痕迹，但两者的记录方法截然不同。明代通志主要是以府、州、县地域行政建置为纲目来记录贵州少数民族，而不是以族称，而且所记录的族称也很杂乱。虽然记录有三四十种族称，但许多族称在清代的文献中几乎就没有使用了。因此可以断定《黔苗图说》中提到的“通志”并不是明代通志。有清一代，也数次设馆修撰《贵州通志》。第一次在康熙十二年，由贵州巡抚槽申吉主修。第二次是康熙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主修者为当时贵州两任巡抚卫既齐和阎兴邦。流传较多的是康熙三十六年成书的《贵州通志》。其卷三十《蛮僚》以族称为条目，记有贵州少数民族31条，有的条目是几个族称合并记述的，共列有38个族称。核其所载，与田雯《黔书》相差不大。清代最后一次修撰的省志是乾隆六年（1741）完成的《贵州通志》，卷七《苗蛮》也是以族称为纲，共分为46个条目，而所列的族称达60多个。这些族称在《黔苗图说》中基本上都是单列作为一个条目来记述的，因而笔者将核实的重点放在（乾隆）《贵州通志》。

先看水仡佬条所说“五种之外，另添数种名色……”。查嘉庆以前诸多文献，所列仡佬只有五种，田雯《黔书》①（清 田雯：《黔书》嘉庆戊辰刻本）、（康熙）《贵州通志》亦云：“仡佬其种有五”②（清 卫既齐修、薛载德等纂、阎兴邦增补：《贵州通志》康熙丁丑刻本），即剪头仡佬、猪豕（屎）仡佬、打牙仡佬、花仡佬和红仡佬。只有（乾隆）《贵州通志》增加有水仡佬、锅圈仡佬和披袍仡佬等，这8种仡佬都是单列为一个条目来记载的。同时再查对其具体内容，与《黔苗图说》几乎完全一致。

再查里民子条，由于“百苗图”各版本条目的数量和排列的顺序都不相同，已经很难查证“采风者核续之十六种”的具体族称。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证，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乾隆）《贵州通志》共列出56个族称，其中傜、佯、仡兜3种或属重复，或在“百苗图”中未单列作条目记载。而“百苗图”公认的族称数量是82种，即李宗昉《黔记》所列。核实下来，（乾隆）《贵州通志》与“百苗图”相同族称是62个，多出的20个，即：里民子、黑仲家、清江仲家、白儿子、白龙家、白仲家、土仡佬、葫芦苗、西溪苗、车寨苗、黑脚苗、鸦雀苗、黑楼苗、短裙苗、尖顶苗、郎慈苗、罗汉苗、生苗、楼居黑苗、六洞夷人。其中正好有4种族称在乾隆以前的一些文献中已有记载。白龙家在（嘉靖）《贵州通志》中提到；短裙苗在（康熙）《贵州通志》等文献中列有条目；罗汉苗在（乾隆）《皇清职贡图》中虽然是作为“阳洞罗汉苗”的简称来记述的，但很明显，“百苗图”中借用了这一名称却又分立为一个条目来记述；生苗，虽然各个时期的解释不太一致，但明、清许多文献都提到过这一族称。以此推算，“百苗图”（《黔苗图说》）比（乾隆）《贵州通志》所列出新的族称正好是16种。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以后诸苗，通志未载……采风者核续之十六种”的含义了。按现代汉语解释，即在“通志”后加一“等”字，便可一目了然。因为陈浩列出的16种新族称之外的族称，主要是以（乾隆）《贵州通志》的记述来列出，因此，便用其简称来代表诸多文献。

再对照《黔苗图说》和（乾隆）《贵州通志》中的内容，也可印证笔者的观点。前者的许多族称是根据后者的记述衍生出来，如（乾隆）《贵州通志》中记有“水、伶、侗、傜、僮”这样一条，而《黔苗图说》则分为水家苗、伶家苗、侗家苗、仡僮等族称。又如（乾隆）《贵州通志》黑苗条云：“黑苗在都匀之八寨、丹江，镇远之清江，黎平之古州。其山居者曰山苗、曰高坡苗，近河者曰侗苗，中有土司者为熟苗，无管者为生苗……，寨分大小，下户不敢通上户，洞崽不敢通爷头……”。③（清 鄂尔泰修：《贵州通志》乾隆六年刻本，嘉庆补修本）《黔苗图说》中就有了八寨黑苗、黑山苗、高坡苗、侗苗、黑生苗、洞崽苗、爷头苗等等族称。另外，还有些条目，族称和内容也是根据（乾隆）《贵州通志》的记载而来。比如，原本记载为：“青苗，修文县、镇宁州、黔西州皆有之。衣尚青，妇人以青布一幅著之首。男子顶竹笠，蹑草履，出入必配刀。性强悍好斗，颇同于倮罗，然犹知畏法，不敢为盗。其在平远者，又名箐苗，居山依箐，迁徙无常，不善治田，惟种莜麦稗粱。衣麻衣，皆其自织。男子未婚者，剪脑后发，娶乃留之。” ①（清 鄂尔泰修：《贵州通志》乾隆六年刻本，嘉庆补修本）这里说的是一种族称，而《黔苗图说》中则分别记为“青苗”和“箐苗”两条：“箐苗，在黔西、镇宁、贵筑、修文、清镇。衣尚青，妇以青布笼（拢）髻，上装九华巾。男竹笠草履，性情犷悍，近亦驯良。在平远地方，为之箐苗。”还有另外一条，“青苗，居依山箐，即青苗类也，在平远州属，不善耕作，只种山粮。男女衣服皆其自织。”很显然，这两条是将（乾隆）《贵州通志》中的“青苗”条一分为二。另据笔者核对，（乾隆）《贵州通志》记载得比较详细的族称，《黔苗图说》都与其记述大体相同。

据此，我们可以肯定，《黔苗图说》中所提到的“通志”，应是（乾隆）《贵州通志》。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推断，《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大部分族称和文字内容是以（乾隆）《贵州通志》记载为基础，再参照其他文献编纂而来。陈浩的编排体例是先列出族称，再充实内容。当然，其中有的内容也不排出有撰述者的亲历见闻，但并不是主体。至于新增加的16种，既然《黔苗图说》中已经提到是由“采风者核续”，很可能也不是由陈浩亲自调查而来。

五

以《黔苗图说》为范本考证，可知“百苗图”中的大部分族称和内容是采自文献。无独有偶，笔者在探寻文字源流的工作中又发现许多插图是抄临（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和《皇清职贡图》卷八等文献。

（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蛮僚》专述贵州少数民族，共列有31个条目。此志有一个特点，除文字记述外，每个条目都附有一幅画图。其图为写意白描，构图十分简练，图意与文字描述大体相符。每幅图的前面还题有标题。用《黔苗图说》与之对照，两者至少有19个条目的构图雷同。这些图在（康熙）《贵州通志》中的标题分别为：（1）黑罗罗打围图，（2）罗鬼女官出行之图，（3）白罗罗贩茶图，（4）剪头仡佬插秧之图，（5）仡佬打牙之图，（6）木佬祭鬼之图，（7）狗耳龙家跳杆之图，（8）八番打稻之图，（9）宋家嫁女之图，（10）土人跳鬼之图，（11）佯黄捕鱼之图，（12）杨保抗役之图，（13）花苗跳月之图，（14）青苗作客之图，（15）东西苗赶集图，（16）九股黑苗偏架弩射鹿之图，（17）夭苗构楼嫁女之图，（18）阳洞罗汉苗织锦涤发之图，（19）生苗、红苗争斗妇劝之图。两本图中的主要人物，有的一模一样，有的虽然有些变动，但主题仍然是相同的。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把（康熙）《贵州通志》中的这些标题附在《黔苗图说》的相同条目的图上，也不会产生任何疑义。而且，《黔苗图说》中一些主题思想较为模糊的构图，只要参照这些标题，便可明白无误。例如，“青苗”的构图是两女一男在桥上行走，一女背篓，一女荷伞，男子背一小孩。如果我们把它与文字对照，很难准确理解图意表达的是什么，而一经见到（康熙）《贵州通志》的标题，便可知道这是一幅地地道道的“走亲图”。

（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蛮僚》的绘图是由方策绘制。方策，生平不详，只是从一些资料中了解他是贵阳人，诸生，康熙三十一年延聘在修志馆绘图。从方策的履历情况分析，其人应该没有对贵州少数民族做过系统的采访写生，再从绘图的内容来看，其人物构图简单，服饰大体相同，缺乏少数民族特色。因此笔者认为，方策所绘之图，主要是参考文字资料创作出来的。

《皇清职贡图》是乾隆十六年由皇帝钦命编纂的一部大型民族画册，经过大约十年才完成。后又多次重绘和增补，亦有许多版本，主要有彩绘和白描两类。笔者现在用来做对比参考资料的文献是“辛未年（1991）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乾隆四十年内府刊本影印”的白描本。其序中有乾隆皇帝的批示：“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徭、黎、僮，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钦此。”全书分九卷，卷八专记贵州少数民族，共列有42个条目，每个条目都是一文两图，一图绘男，一图绘女，为单人全身像，少数图中加绘有一男童，以工笔白描绘制。画图中有许多人物有抄临（康熙）《贵州通志•蛮僚》画图的痕迹，但绘画技艺比原本更加精熟，也比较注意人物服饰的民族特征。其文字内容则与（乾隆）《贵州通志》基本相同。根据所载上谕“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等语，以及书中图文的内容分析，笔者认为《皇清职贡图》中的贵州少数民族是根据文献资料来完成的。所绘出的民族特征，可能主要是参考文字。同样，也有学者考证此书后指出，“南方各少数民族均有涉，惟非调查所得，不甚可据”。①（吕名中主编：《南方民族古史书录·皇清职贡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一观点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将《黔苗图说》与《皇清职贡图》对照，即可发现《黔苗图说》中也有很多构图是抄临于《皇清职贡图》，有的是完全照抄，有的是在原型的基础上稍作改动。据笔者统计，《黔苗图说》中明显抄临《皇清职贡图》的画图约有28幅之多。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如果把（康熙）《贵州通志》合在一起来对照，就会发现《黔苗图说》中的一些图，是将（康熙）《贵州通志》和《皇清职贡图》中的同一条目的构图合二为一。如八番苗，（康熙）《贵州通志》是两妇人在用连枷打稻谷，而《皇清职贡图》的女图是一妇女在舂碓。《黔苗图说》则是将这些文献中的两幅图组合在一起，连人物的姿势形态都没有改变，只是加了一些景物而已。又如“九股苗”，（康熙）《贵州通志》绘的是三人奋力张弩，两妇人在背后观看，远处一小鹿之“猎鹿图”。《皇清职贡图》男图则是一男子全身披铠甲，口衔匕首，持盾执抢，显其威武状。《黔苗图说》则是将两者进行一番组合，将远处小鹿改为一只老虎，前为一男子披甲者持盾执抢，后为三人张弩，添上一些景物即成一幅“猎虎图”。总之，《黔苗图说》中构图的抄临情况比比皆是。此外，据笔者观察，图中表现的服饰、风俗主要是根据文字叙述来创作，而不是实地写生作品。

 “百苗图”是历史背景较为复杂的一种地方文献，通过对《黔苗图说》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其底本《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并不完全是哪一个人通过实地调查而产生的，因而“百苗图”所反映的内容，也不真正是某一时代贵州少数民族的真实写照，客观讲，主要是利用前人的资料整理加工而成，当然也不排除陈浩和后来的许多传抄者根据各人的认识增添了一些内容。但还是应该看到，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依据（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和《皇清职贡图》等文献。如果将贵州明清时期的地方文献中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进行排列对比，就会发现，历史上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认知，这种层叠累积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百苗图”也不例外。有了这样的认识，对我们衡定“百苗图”的历史价值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当然，笔者用的是孤本进行考证，所得的结论不一定准确，这里不过是抛砖引玉。本文观点，还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案语：1991年，我陪同我馆文物鉴定专家刘锦老师征集到了《黔苗图说》，我才开始知道“百苗图”，刘老师也给我讲了一些相关知识。后来查阅了大量资料，便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撰写成文。文章发表后，刘老师虽然已退休好多年，还专门找到我，提了一些意见，并鼓励我还可研究得深一点，至今想起来仍令我十分感动。

作者简介：胡进（1954.11—），男，汉族，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本文原发表于《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第74—80页，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