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安学术沙龙（19）纪要丨民族·民俗·博物馆

时间：2023年6月19日

地点：A区二楼学术报告厅

讲述嘉宾：唐文元 研究馆员、吴正光 研究馆员

主持人：李渊副馆长

记录：宁健荣、毛家艳

两位老师分别以“我的文博情”和“我与贵州文博事业的故事”为题，讲述了各自在工作岗位上的经历和感想。

我的文博情

——唐文元

没有读大学是我终身的遗憾，能与博物馆结缘是我最大的幸事。

一、半路出家定终生

 人的一生有一些经历不是以个人意志为导向的。我从小就决心要读大学，是保送上的高中。但这个志向在1960年省话剧团到贵阳二中调查学校开展业余文艺活动情况时，意外的把我列入了演员训练班的名单中，就此我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十年的演员生活又亲历了文化的大革命，我决心改行。当时省文化局领导准备留我在机关人事处或计财处，经过反复考虑并在文化系统中普遍了解，难以下决心。

在一次文化系统的大会上，正好和博物馆老同志顾隆刚坐在一起。我与他聊到博物馆的工作及专业情况，他滔滔不绝给我讲有历史、考古、自然、社建、保管、讲解……就是与顾隆刚老师的巧遇，引起了我对博物馆工作的极大兴趣和对神秘专业的好奇，决定改行到博物馆。

1972年3月，到博物馆报到的第一天馆长告诉我，正巧考古队下周要到黔西发掘，你去体会一下考古，以后到其他部室都体会一下，再决定去哪个部室，馆领导可说是特殊照顾了。 参加了第一次黔西考古发掘后，我对考古工作的博学、神秘，对地下的未知和突然的惊奇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回到馆里，我就决定到考古队了。

二、以勤补拙

我知道以我的学历和文化知识是绝对适应不了考古这个专业的，于是暗下决心，以勤补拙。我把“刻苦读书，虚心请教”作为座右铭。

在老同志的真诚建议和帮助下： 

1.以《考古学基础》为师，认真、反复的熟读，强记 。

2.从国家级专业期刊《考古》《文物》了解全国文物考古的概况，同时也学习到相关知识。

3.从方志和有关期刊杂志了解熟悉有关贵州历史文物的情况。

4.领导安排到一些文物大省参观学习，开阔眼界。

5.不断参加考古调查和发掘，在实践中学习。

就是在考古队的团队帮助指导下，加上自己的勤奋和虚心请教，才使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文博工作者逐步进入角色。

博物馆是展示才智的舞台：

虽然博物馆的专业设置就几个部室，可是不管你有什么特长，都有提供给你施展的舞台。不说各专业部室有你一辈子研究探索不完的课题，就是库房里的藏品，金、银、铜、铁、陶瓷、竹木、玉石、纸、纺织物……不同质地，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物，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其内涵会涉及古今的各个学科，只要你想研究，一辈子也研究不完。

1975年我省兴义万屯出土了东汉铜车马模型，当时馆里没有修复人员，因我平时喜欢动手修修补补，就毛遂自荐承担了修复任务。经过几个月的手脑并用，使这件极度残损并与泥土混杂一体，结构复杂且零配件多达三百余件的铜车马模型还原了它两千年前的真实面貌。我的特长也得到了充分展示。

紧接着我又承担了赫章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修复，我的动手能力在博物馆有了用武之地。这也是馆领导在1978年推荐我参加上海历史博物馆承办的全国第一期青铜器修复培训班的主要原因。 

三、博物馆是全科的大学校

就因为博物馆的专业及藏品涉及学科广泛，你要是有心研究探索，就必须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

在修复赫章出土汉代铜鼓的过程中，我发现了铜鼓鼓体的一个突出特点，即通体分布均匀而规律的小铜片。经过对馆藏的数十面铜鼓进一步观察，统计分析，得出了这是古代铜鼓铸造技术的具体体现，于是我撰写了论文《关于铜鼓夹垫铸造工艺的探讨》，这是我到博物馆撰写的第一篇论文。为写这篇论文，我阅读了有关金属铸造工艺的书籍，查阅了古今青铜铸造的发展史和大量研究青铜铸造的论文，这些知识的补充学习是我完成论文必不可少的关键，该篇论文在1980年的中国南方古代铜鼓学术研讨会上受到了一致好评，1982年还应中央民族学院石钟建教授的邀请到中央民族学院做专题学术报告。

在研究铜鼓铸造技术的同时，我还发现古代铜鼓的八大类型间，其面径与胸径和高的比例都有规律可循，这种规律可用美学中的黄金律来做比较分析，从而找到不同类型的铜鼓在造型美学方面的发展规律，这个课题促使我对既是美学又是数学学科中的黄金律做了认真的学习和研究，最后完成了论文《用黄金律试探铜鼓造型的美学原理》。

同样因为修复东汉铜车马模型，我对严重残损的原始件作了仔细的观察，记录和绘图，待修复过程结束后，我发现铜车马模型不仅具有高超的制造技术，其中还包含了许多美学、力学、材料学等科学原理，因此又激发我撰写了论文《东汉铜车马模型——铸造技术与力学美学的结合》，为此又阅读了有关美学、力学及材料学等书籍。

上面谈到几篇论文形成的过程，仅仅是我在修复中因某些环节触动灵感而促成的，这个过程使我对这些具体的文物有了比较深层和透彻的认识，客观上也提升了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我自己也在整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历史文物以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些只有在博物馆的这所“全科大学”里才有机会和条件实现。

四、宝地拓荒无止境

博物馆是珍藏文物的宝地。无论是考古发掘的文物，还是主动征集的文物，抑或是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大多只作些基本的信息和相关资料的记录就登记入库。库房文物除了极少数陈列展览需要会出现在展厅与观众见面外，绝大多数都长期闭锁在库房内，它们的真容和内在价值也长期被埋没在库房里。所以说博物馆的库房既是收藏文物的宝库，也是一块有待发掘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拓荒地。

一次因陈列需要提取文物，在库房看到一口大锅，锅内外有许多纹饰，出于好奇查阅了该件的保管卡片，知道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省文教厅拨交给博物馆的，定名烹牛锅，系少数民族烹牛用，无级别，只列为参考品。为搞清楚此锅的由来及历史和价值，我翻阅了大量资料，终于在《平播记》和《明史▪朱显传》中见到了它的历史真面貌，原来它就是明末朝廷派兵征讨西南地区“都掌蛮”缴获的铜铁锅。后来我撰写了《烹牛锅考》，并认定这是一件存世孤品，因此将这件烹牛锅提升为一级文物。

博物馆的专业特点和藏品特点涉及的学科很广泛，可以说涵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然而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又不可能是全能的专家，所以博物馆各个专业部门除了日常工作外，还有大量需要去开拓、挖掘、研究的课题，这些新的课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是长期存在的。另外，博物馆是独家负责收藏所属地区的藏品，地上地下的文物日积月累数量较多，但是进入库房时往往只凭发掘者、征集者或捐赠者提供的有限信息记录登记，藏品更多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并未挖掘出来，因此库房就成了一块有待开发的拓荒地，而且这种开发是无止境的。

博物馆作为一个文物收藏保管和研究的事业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科研单位。文物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涵盖面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博物馆这个文化的拓荒地，是我们长期发掘、探索、研究的宝地。

我与贵州文博事业的故事

——吴正光

我一生在贵州省文化厅（前称文化局、文化出版厅）和省博物馆工作，与文博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回想起来，主要参与做了七件事：一是组织文物征集；二是举办陈列展览；三是建立博物馆室；四是培训业务骨干；五是开展学术研究；六是完善基本设施；七是开发文创产品。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恍惚就在昨天，给后辈们如实道来，取名《我与贵州文博事业的故事》。

一、组织文物征集

1.征集革命文物

1975年，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与省文化局田局长、遵义会议纪念馆蔡馆长前往参加（图1）。为适应文物事业发展的需要，省革委批准建立“贵州省革命文物历史文物调查征集办公室”，组织开展以“红军在贵州”为主题的革命文物调查征集活动。红军所到之处，留下大量遗址、遗迹和遗物，仅标语漫画就上千幅。在以“红军在贵州”的前提下，调查征集其他革命文物，诸如与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旷继勋、龙大道等革命烈士有关的故居、故里、遗址、遗迹及遗物，为后来布置革命烈士故居复原陈列、生平事迹展览创造了条件。换言之，为建立一批具有博物馆性质的革命文物陈列室打下了基础。

2.捶拓摩崖石刻

1979年，省文化局发出由我起草的《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文物普查的通知》，率先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从1980年至1982年，组织800多人的文物普查队伍，调查访问1万多人，普查地面文物5000多处，征集流散文物3000多件，拍摄文物照片1万多张，拓片500多幅，积累文物普查资料4800多份，3000多万字。对于石刻拓片，要求每处两张：一张装裱，用于举办汇报展览；一张不装裱，拿给省博物馆收藏。后来，潘成义、顾隆刚等以这批拓片为基础出版了图书。可不可以说，我巧妙地为省博物馆提供了难得的藏品？

3.抢救民族文物

1984年11月，国家民委和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省民委副主任张人位、省文化出版厅文物处处长吴正光、省博物馆副馆长潘成义出席（图2）。会后省政府批准成立“贵州省抢救民族文物”办公室，命我担任主任。省财政厅拨给20万元“抢救民族文物”专款。我们以蜡染刺绣、民族服饰、民族节日、恋爱婚姻为主题，发动全省文博工作者“抢救民族文物”（图3），仅民族服饰就征集了4000多件（套）（图4），其中苗族服饰占半数以上，初步建立了“苗族服饰库”。省博物馆收藏的许多珍贵民族文物，是在“抢救民族文物”活动中征集的，客观上，我为丰富省博物馆的民族文物藏品尽了力。

4.抢救珍贵化石

我有记《日记》的习惯。我在1996年5月8日的《日记》写道：“下午，上街取照片，然后到厅里，碰到关岭县文化局的同志在文物处向副处长胡朝相汇报海百合化石被盗掘、倒卖情况。我与胡朝相同在一个办公室，他叫我‘坐下听听’。我觉得来人反映的问题很重要，于是作了记录：4月30日，群众反映，有人倒卖海百合化石。当晚，县公安局与县文化局文化稽查队扣留了省地矿局区调研究院陈国凡私自购买的两车海百合化石，190多块。他交代，有一车化石在贵阳。5月1日，县公安局、文化局将海百合化石拉回到关岭。当天下午，县公安局、文化局到刘秀成在贵阳的化石加工点及其住处调查，发现1000多块未加工的海百合化石。刘秀成本人不在家。关岭有300多块海百合化石还在新铺乡8户二道贩子家里。已卖出的非法所得1.1万元，被县里暂时扣留。5月6日，安顺地区公安处派人到关岭。副处长傅顺启说，公安部已电话指示省公安厅，此事应作刑事案件处理。县公安局要求文化部门出具有关证明。”

1996年5月11日的《日记》写道：“昨晚夜宿关岭。一早起来，准备向省、地区、县政法部门负责同志宣讲保护古生物化石政策的《发言提纲》。先在招待所房间准备，后因服务员得知我们今天要走，叫办理退房手续，只好到车上准备。快下班了，才被叫去参加会议。有人提醒：‘只有5分钟哈’。我用5分钟时间，向与会同志宣讲有关保护古生物化石的政策，建议对盗掘、倒卖古生物化石的刘秀成迅速采取行动，越快越好！与会领导听了宣讲，纷纷表态。省公安厅焦厅长指示：一、对古生物化石要切实保护，不准乱采滥挖。以后再挖，要严肃处理。二、被盗走的化石要追缴。赶快跟贵阳联系，该封存的封存。三、有关材料，包括兴义贵州龙的材料，写一写。保护古生物化石，公安部门义不容辞。”

1996年5月18日的《日记》写道：“下午，受关岭县公安局邀请，参与搜查刘秀成收藏、加工化石的两个窝点，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除海百合、贵州龙化石外，还有其他古生物化石，其数量之多，加工之精，令人瞠目结舌。”

1996年5月31日，我和娄清被派往北京，将收缴的部分化石带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请相关专家鉴定。在总共23个属种、359件珍贵化石中，一级标本29件，一至二级标本13件，二级标本119件，二至三级标本27件，三级标本171件。其实，从刘秀成处收缴的化石是1100多件，其中古脊椎动物化石100多件，无脊椎动物化石1000多件。如今全都收藏在省博物馆。当时我还不是省博物馆职工，但为省博物馆增加大批化石标本出了力。当年，对于文化部门要不要抢救珍贵化石，省文化厅是有争议的。

二、举办陈列展览

1.巡回举办展览

从1984年冬起，在省文化厅、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人民政府领导下，我先后组织策划在贵阳、北京、西安、天津、济南、淄博、青岛、许昌、南京、无锡、苏州、杭州、深圳、顺德、广州、重庆、成都、太原、呼和浩特以及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举办《侗寨鼓楼图片展览》《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贵州民族节日文化展览》《贵州酒文化展览》《贵州蜡染文化展览》《贵州傩文化展览》《贵州民族服饰展览》《贵州苗族银饰展览》《中国贵州苗族节日盛装展览》等等。1988年10月21日《中国文物报》以《风自西南来——访贵州民俗专家、文物处长吴正光》为题，刊载记者冷涛写的报道称：《贵州民族节日文化展览》在古城西安引起了轰动，三个月时间观众络绎不绝，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记者也曾在北京参观过《贵州蜡染文化展览》和《贵州酒文化展览》，这两个展览带着云贵高原泥土的芬芳，以其绚丽多姿的风物民情，给首都文化圈注入清新的空气；进而，有人将贵州同时间推出的这三个各具特色的展览，称之为文博界刮起的一股“西南风”，不无道理。

2.辅导基层办展

1996年7月我被调到省博物馆后，积极与省文化厅文物处合作，组织专业人员辅导基层举办陈列展览。省文物处给钱，省博物馆出人，帮助黔西南州修改《民族婚俗展览》，帮助铜仁地区修改《傩文化展览》，帮助镇远修改《建筑文化展览》、举办《历史名城展览》，并在举办《郎德开放成就展》（图5）的基础上，帮助雷山完善“郎德苗寨博物馆”，努力发挥“龙头馆”的作用。

3.大办临时展览

我在省博物馆工作那几年，力主多办临时展览。差不多一两个月就要推出一个新展览。有钱无钱都要办。举办《人民的好总理》图片展览（图6），就是先办展览再付费。办法是向工商银行拉赞助，有了收入才给提供展品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付钱。有些临时展览，实为基层博物馆的预展，一举两得。

三、建立博物馆室

1.文物维修与博物馆建设相结合

不管是维修文物建筑，还是征集民族文物，都将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利用经过维修的文物建筑举办与之相宜的民族民俗博物馆，不仅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也受专家学者的赞扬。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在为《贵州系列博物馆》书稿撰写的序言中说：保护文物的目的是要发挥它的作用。如果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文物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贵州的文物保护工作，很早就注意到保护和利用的密切结合，在加强保护的同时就重视发挥它的作用。

在巡回展览的基础上，利用旅游线上经过维修的文物建筑，建立了一批专题民族民俗博物馆和革命文物、历史文物陈列室。如用黄平“飞云崖”古建筑群开办“民族节日博物馆”，用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开办“民族建筑博物馆”，用台江“文昌宫”古建筑群开办“苗族刺绣博物馆”，用安顺“府文庙”古建筑群开办“蜡染文化博物馆”，用平坝“天台山伍龙寺”古建筑群开办“民族戏剧博物馆”，用兴义“刘氏庄园”建筑群开办“民族婚俗博物馆”，用铜仁“东山寺”古建筑群开办“傩文化博物馆”，用思南“府文庙”古建筑群开办“乌江文化博物馆”，用遵义杨粲墓附属建筑开办“石刻艺术博物馆”，用大方奢香墓附属建筑开办展示彝族历史文化的“奢香博物馆”，等等。1988年3月25日，《中国文物报》刊登中国民族博物馆刘宝明的文章，认为贵州的做法是《民族地区发展文博事业的一条新路》。1991年11月2日，《光明日报》记者吕延涛以《贵州系列博物馆礼赞》为题，发表评论文章称：“贵州在全国开风气之先，以远见卓识筹建系列博物馆，是对民族文化的系列化抢救。”

巡回举办展览，意在把展览这个“蛋”借他人博物馆这只“鸡”去孵化。“蛋”孵成“小鸡”之后，再给自己的“小鸡”找个“窝”。所谓的“窝”，就是经过维修的文物建筑。建筑大师张开济实地考察贵州文博工作后，在学术报告会上说：“文物古迹应恰当地加以利用。光保护而不加以利用是不合理的。空房子不一定延年。青龙洞、红军总政治部旧址搞展览是很成功的例子。今后我们要搞许多小型博物馆，有些古建筑可以加以利用，尽量少盖一些新建筑。有的人会问这是不是为了省钱？是不是权宜之计？我认为不是，这样做更合理，也符合世界潮流。”

2.文博工作与文化旅游相结合

贵州的许多名胜古迹、民族文物和民俗活动就像有意安排那样，合理地分布在旅游线上，这是发展贵州民族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一个难得的有利条件。积极地、有计划地在几条主要旅游线上兴办多种类型的民族民俗博物馆，对于发展民族文物和博物馆事业，促进文化交流，为四化建设服务，不无积极意义。

其实，不是名胜古迹、民族文物和民俗活动“合理地”分布在旅游线上，而是名胜古迹、民族文物和民俗活动等文化景点构成了旅游线路，使名胜古迹、民族文物和民俗活动，与文化旅游密不可分。以黄平飞云崖为例，名胜古迹为民族节日提供活动场所，节日活动又为名胜古迹增加光彩，两者相得益彰，使贵州高原上的民族传统节日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平添引人入胜的观赏价值，从而提高民族节日的文化价值，并引出民族节日的经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节日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重大开发价值的宝贵资源。虽说过节多半是吃喝玩乐，但与经济不无关系。人们一方面玩，一方面做些生意。有的节日，主要就是做生意。有趣的是，某些节日正是由于做买卖的需要兴起的。有专门买卖农具的节日，有专门买卖牛马的节日，有专门买卖树苗的节日，俨然是专项“农副产品交易会”。为保护、弘扬具有珍贵文物价值的民族节日文化资源，我们利用东部旅游线上的一处名胜古迹——黄平“飞云崖”，建立了我国首家民族节日博物馆——“飞云崖民族节日博物馆” （图7），使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民族文物在此浓缩展出，受到社会各界的青睐。

四、培训业务骨干

1.开办培训班

20世纪80年代，主要以省博物馆的业务骨干为老师，时而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前来授课，开办各种培训班，诸如古建测绘、碑刻拓片、文物摄影、藏品登记、考古发掘等培训班（图8）。每办一个专题民族民俗文物展览，先办一期相关的业务培训班，然后下去调查征集文物及资料，称之为“实习”。实习结束归来，举办汇报展览，开展学术研究，撰写调查报告，并将成果汇集成册，收入《贵州省文物工作资料汇编》，其文物价值，弥足珍贵。

2.送出去学习

为培养文博工作人才，多次输送业务人员参加国家文物局在河北承德、四川大邑、山东泰安、江苏扬州、福建漳州、湖南长沙、首都北京等地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和委托上海复旦大学承办的文博大专班学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至1986年，输送60位基层文博工作者到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专业培训（图9）。经过名师指教，大多成了业务骨干。有的走上了文物管理部门领导岗位，为发展贵州文博事业做出了贡献。

3.请进来授艺

在我担任文物处长期间，多次接待高校师生前来贵州实习，借以帮助基层文博人员提高业务水平。先后接待了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在教师带领下考察民族村寨、调查民族节日、测绘民族建筑、制定保护规划、征集民族文物、进行考古发掘、撰写考察报告。每次都遴选基层文博工作人员参加，既当向导，又是学员。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师生是专门为帮助提高民族节日博物馆而来调查资料、征集文物的。实习结束后，联合举办汇报展览，召开《贵州民族节日文化研讨会》（图10）。“节日文化”，是贵州最先提出的。“村寨保护”，贵州起步最早，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这一切，都与“请进来”有关。所谓“外来和尚会念经”，是有一定道理的。

4.实践中锻炼

在培训文博业务骨干的工作中，除上述种种措施外，还通过在省外巡回举办民族民俗文物展览培训基层文博干部。参展人员从基层抽调，目的是让他们熟悉办展程序，掌握办展技能。通过几年巡展，培养近百人才，大多成了骨干，他们在建立由近百个博物馆、陈列馆、陈列室组成的“贵州文化史迹网”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培养这批业务骨干的老师，有省博物馆的资深文博专家罗会仁、简菊华、谭用中、熊水富、宋世坤、唐文元，等等。

五、开展学术研究

1.工作与研究相结合

在长期文博工作中，我养成一个习惯：即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研究。比如，我在《关于民族村寨保护工作的调查报告——兼谈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馆的建设》一文中写道：“贵州的文物古迹，特别是民族文物，在城市里，在大街上，是不容易找到的；然而，在集镇，在农村，在少数民族村寨却比比皆是。比如在侗族村寨，有鼓楼，有戏楼，有花桥，有水车，有水碓，有水磨……这些很有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的历史文化遗存，都具有重要的文物保护价值和民族研究价值。还有那些鳞次栉比的吊脚楼，那些别具一格的柴草棚、晾禾架、猪牛圈、谷米仓，等等，都使我们强烈感到，这些就是我们‘踏破铁鞋’要寻找的宝贝——文物。我这样想：将一两座鼓楼、花桥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挂上一块牌子，或竖立一块石碑，是‘文物保护’；将几架水车、水碓搬到博物馆，写上说明，陈列展出，也是‘文物保护’；如果将一个典型的村寨立体地保护起来，不也是‘文物保护’吗？”于是，由我起草的省文化出版厅下发的《关于调查民族村寨的通知》结尾写道：“总之，要尽可能把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民族村寨建设成既有历史传统又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村寨，这样的文明村寨就是别具一格的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馆。”今年春节，李飞、李渊、米兰、宁健荣同志来家给我拜年，我向他们汇报：打算编辑一本书，将我从1982年以来发表的有关保护村寨的报道和论著汇集在一起，取名《为村寨保护鼓与呼》。你们猜猜，有多少篇？我初步整理了一份《为村寨保护鼓与呼》资料目录，有800多篇。

为写这篇讲座稿，我搜集了我已发表的有关贵州省文博事业的报道和论述目录，100多篇，作为附录，供来者参考。

2.展览与研究相结合

办什么展览，用什么文物、标本办展览，是要进行一番研究的。举办一个展览，除了编写《陈列大纲》而外，还组织有关人员对展品进行研究，写成文章，与《陈列大纲》一起编成一个小册子。我认为，这是学术研究成果。在省博物馆举办《抢救珍贵化石展》《贵州风情摄影艺术展》《夜郎寻迹展》《贵州铜鼓文化展》《贵州化石及石文化展》时，我曾编纂《贵州—古生物王国》（图11）《醉人的贵州风情》（图12）《神秘的夜郎寻迹》（图13）《悠久的铜鼓遗音》（图14）《多彩的石头文化》（图15）《郎德苗寨博物馆》（图16）6本小册子。

六、完善基本设施

1.维修陈列大楼

1996年12月15日（星期日）上午，我先后接到省文化厅张继增厅长、李嘉琪副厅长几次电话，谈论省博物馆陈列大楼维修问题。他俩说：“如果你敢保证在短时间内把陈列大楼维修好，明年5月28日庆祝龙洞堡国际机场通航时举办《民族风情图片展览》，拨给140万元维修费。”我顿时觉得，这是个改善博物馆面貌的大好机会。机不可失，满口答应。通过多方努力，短短数月，把博物馆从杂乱无章的停车场、租赁点、水果摊，变成了展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亮丽窗口，奏出了一曲重塑形象的颂歌，受到省委、省政府“5·28”活动组委会的表彰（图17），继而被列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添置电子设备

1996年7月19日，省文化厅党组正式宣布我担任省博物馆馆长，同时兼任省文物处副处长（正处级）。为提高工作效率，我想方设法添置电脑打字机、复印机、刻字机、放大机等电子设备，迅速改变上街打字、刻字、放大照片的落后局面。之前举办展览，前言、单元、展品等文字说明要送到街上制作。方法是先将每个字的笔划刻出来，然后再用人工拼凑组合，粘贴上去。比如“但”字，需将“人”字旁、“日”字和“一”字，准确拼凑好，用浆糊粘上去。拼凑不好，字会变形，非常麻烦。听说街上有电子刻字机出售，用电脑打字机录入文字、排好版面，刻字机能一次刻下来，并一次性粘贴上去，速度极快。于是，我安排从文化厅借到博物馆帮助工作的娄清联系购买电脑刻字机。商店一时缺货，但答应从外地调入。我决定购买8台打字机、一台刻字机、一台放大机和一台复印机，统统是赊账。

人家肯赊销吗？娄清说“肯”，因为老板的母亲在省文化厅计划财务处工作，担任副处长，专管拨款的。通过一番运作，电子设备配上了。听文物处负责同志说，本馆有人到文化厅告状，说我“大手大脚，严重浪费”。不过，我未被领导谈话，更不要说处分了。

七、开发文创产品

1.《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中的“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是个新词。1985年6月，我们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展示侗寨建筑和侗族风情。用现在的话说，展示文物和“非遗”。除了编辑出版《侗寨鼓楼研究》《贵州侗寨鼓楼风雨桥》赠阅、出售外，还用折扇、陶器、通草堆画等工艺品宣传侗寨鼓楼、风雨桥、斗水牯牛、“行歌坐月”等侗族建筑及风情，或广为赠送，或公开出售。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民委的许多办公室，都悬挂侗寨鼓楼、风雨桥通草堆画。至于请知名国画家王振中绘画的侗寨鼓楼、风雨桥和侗族村寨风光的折扇，凡参加用“拦路酒”举办开幕式的嘉宾，人手一把。离开时，有的还挂红蛋，披彩带和绣花鞋垫，一副从侗族村寨做客归来的模样。越共前领导人黄文欢问鞋垫代表什么？原本是侗族姑娘送给心上人的信物，我说是“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健步如飞！”

2.《抢救珍贵化石展》的“文创产品”

1997年7月在省博物馆举办《抢救珍贵化石展》（图18），我们订做了一批胸前印刷有贵州龙化石图案、背后印刷有“抢救珍贵化石”字样的文化衫，用作礼品和商品。印刷多少件，我记不得了，总价6000元。据说馆里没有钱，针织厂又不赊账，怎么办？我垫支！

举办《抢救珍贵化石展》预算5万元，展后经副省长龚贤永批准，财政厅如数下拨。经娄清核算，各项开支2.8万元，还剩2.2万元。我垫支的6000元自然悉数收回了。